自从上次见面，一直到除夕，我和李响都没有再见面。无论是他没有看上我，还是我们有缘无份，都只作为一种结果存在，对我来说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但是除夕下午，他突然打来电话。
基本从中午饭一过，京海市各个角落就有了烟花爆竹的声音。我在宿舍里窝着看书，尽可能避免去想春节——实在不算是一个好的节日，既复杂，又老套，更有不美好的记忆。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在忙案子。”李响给我道歉，他的声音很空，像是在一个什么露天的院子里。
“没事。”很早之前，我就学会了从源头掐断失望——在一开始就杜绝一切希望。
“今晚我得值班。”他说。
“嗯。”
“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李响硕。
“新年快乐！”我扬起语气，装作有精神地样子回祝他。
李响顿了顿，问，“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我反问他要做什么。他说想着我是新川人，第一次在京海过年，带我去看看庙会庆典之类。我说好，他听上去挺高兴的。约了明天下午两点，在老城区常安广场见面。
挂掉电话，实在是困，我就睡了过去。约莫零点，被整个夜空的烟花吵醒。
九岁那年的春天，父母去世，二姨大发慈悲决定收养我。秋天，二姨再次怀孕。一整个学年，我都在伺候孕妇，同时给二姨的大女儿、五岁的郑迪莱当保姆，在她上小学之前片刻不离。因此，静村小学里的五年级我反复读了三年。怀孕六个月的时候，二姨找了熟人做b超，是个女儿，叹了几天后在小诊所做手术打掉了。之后二姨一直没能再怀，脾气越来越差。
高三的寒假，学校腊月二十九才放学生离开这个预备工厂——我们的未来早已注定，没有人觉得老鼠窝里会飞出凤凰，哪怕是喜鹊也不会。宿舍清理学生，我只能回到静村。背着书包进门时，迎面砸来一个搪瓷盆。盆里的尿骚味浸湿头发，把近在耳边的辱骂也染了荤味。郑迪莱瑟缩在耳房的小门边看我。尿盆是二姨对我高三开学半年对“家”里不管不顾的惩罚。
我说，腊月初八开学。姨夫问我，急着上学赶着投胎吗？
因为“撒谎”，除夕我住在牛圈里反省。初一，顶着满头的干草和牛粪坐在伙房拉风箱。初四姨夫在亲戚家喝多，回来后闹着要送穷鬼，我就是那个穷鬼。扫帚、簸萁、擀面杖，都是攻击穷鬼的武器。后来，他怕躺在地上的我真的给他惹出大麻烦，把我送进了医院。
同一天，二姨又查出了怀孕。确定是男孩。
郑迪莱得到了她有生以来最大的宠爱。迪莱，迪莱，你真准！姨夫和二姨把她亲了又亲，看上去极像一对慈祥的父母。
十五一过，还没打春，姨夫匆匆从吃酒的人家回来，插上门，让我取一根棍来。那棍子没有落在我身上，反而打断了郑迪莱一条腿。第二天，她拖着那条腿在计生办工作人员的注视下来来回回走了数十趟。她的腿后来接上了，除了跑步时候看得出，其他时候都正常。而我，为了赎“差点把你二姨和弟弟气出个好歹”的罪，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后才回到了学校。一年中我最讨厌的就是正月。
一朵又圆又大的烟花正正在国道南边的半山炸开，帮我扫去了记忆里所有的腐臭和紫药水味。刘岩给我打来电话，祝我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说。真心实意。
常安路是原先京海老城的东环线，开放之后城中心西迁，以机电厂南门的旧厂街为界，在南边延伸出去，叫作新市路。旧厂街到老城中心又重修，更名雨花街。有消息说，旧厂街很快要改名雨花东街，但是新的城市规划还没有出来，也就这样叫了。想来一定要改的，旧厂街，听上去有碍新时代的新气象。又随着南边三零二国道翻新后竣工启用，整个京海都向西南扩张。东北一片成了老旧区，久而久之有了穷区之称。
常安广场就在机电厂对面，建国后直到九十年代，比城中心还要热闹。剧院、影厅、舞厅、卡拉欧凯，有人说那是京海“小香港”。一切繁华都是因为机电厂。机电厂是重点项目，带动了整个京海的经济发展。经济再开放后机电厂改制，几次打击后逐渐在市场竞争中畏手畏脚，到了九三年底就已经面临破产。那两三年，连带着盛极一时的常安路都被人认为“沾了晦气”，好像只要路过一次就会倒霉几天。一切衰落也是因为机电厂吗？
李响在公交站台等我。
“带你去个好地方。”
“好。”
再不景气，人在，人气就在。常安广场上仍聚着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小孩追鸽子，大人嗑瓜子，漏气的红龙随风飘动，时不时有人炸个炮仗。李响快走几步，把那几个拿打火机点炮的孩子驱赶到了草地上，看他的嘴形和风里传来的几个词儿，大概是在说，“炸到人身上怎么办。”他刚扭过头朝我，一个小花子就在他脚边炸响，那男孩对着他吐舌头，他低下头捡起那个已经疲软的小炮筒，朝他们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