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兵力超过三十万，占据华北四省之地的晋绥军，也只剩下4万多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 这对于阎锡山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痛。因为，如果驻扎在山西的日寇继续发动对晋绥军的进攻，那么，此时的晋绥军根本不具备抵御日寇的能力，阎锡山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使自己最后的一点儿老本获得喘息之机，也愤怒于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蓬勃发展，本就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1位的阎锡山，决定和日寇私下谈判。 阎锡山作为中国资历最老的军阀之一，如果能够投降日本，势必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将极大的影响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也极有可能成为“打开重庆政府崩溃的缺口”。 所以，日寇对与阎锡山的接触是十分重视的，日军甚至还把对阎锡山的怀柔工作起了一个代号，称之为“对伯工作”。 1940年初，太原日军特务机关专门派遣特务到达阎锡山所在的晋西，甚至还在克难坡与阎锡山会见。 对于阎锡山而言，这次会见还是颇有成果的，因为双方达成了“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彼此合作 ”的协议。这对于条件极为艰苦、所处环境也极为恶劣的晋绥军而言，显然极为重要。 双方的谈判十分顺利，迅速达成了“日本向晋绥军提供30个团的装备、兵员、粮食、经费”这样极有利于晋绥军的协议。 而且，为了进一步引诱阎锡山，12月期间，山西日军又再次将孝义县等多个据点交由晋绥军驻防。 当然，这样看似对于阎锡山一本万利的协议，不可能没有任何条件，日本也向阎锡山提出的要求： 第一，阎锡山立即通电全国，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 第二，阎锡山将吉县境内的黄河渡口，交给日方驻守； 第三，阎锡山军队营以上的军队都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和指导官； 第四，阎锡山本人需要逐步进驻太原、北平等地，并与***合作； 第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由阎锡山组织“华北国”。 但是，赵承绶与日寇签订的《汾阳协定》，看似十分优厚，但是，对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而言，他深知日本人的奸诈，所谓承诺这些都是虚的，只有到手的才是货真价实的。 因此，他吩咐赵承绶向日方催要 东西，特别是武器。 事实正如阎锡山所料，对于此时的日寇而言，与阎锡山签订的《汾阳协定》，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引诱阎锡山投降，只要阎锡山落入他们手中，就是任他们搓扁揉圆，他们根本没有按照协议给阎锡山大量武器装备和壮丁的意愿和实力。 因此，在赵承绶多次催促之后，日本也只给了晋绥军1000支步枪和部分高粱。 从此之后，阎锡山和日寇就基本上进入了互相扯皮的状态，日本坚持要阎锡山早日通电独立，但是，赵承绶却屡屡要求日军尽快提供兵员、武器弹药、经费等。 岩松义雄上任之后，立刻加强了对阎锡山的劝降摊破谈判工作。 岩松义雄这个老鬼子，自觉得和阎锡山曾经是老相识，了解他也能掌控他，所以上头的认为自己绝对有把握劝降阎锡山。 结果终于被阎锡山骗得裤衩子都没得穿，悲惨地被撤职调回本土。 为了一门心思劝降阎老西，建立大日本X国的殊世功勋，岩松义雄甚至暂时放弃了对第一军的实际掌控，而是把作战指挥权全权交给参谋长花谷正。 这种诚意，终于也换得阎锡山亲自出面 ，和他面对面谈判。 这天，在晋绥军的实际控制地区吉县安平村，阎锡山亲率代表团，与岩松义雄亲自带领的日军代表团展开了终极谈判。 日军不但又岩松义雄老鬼子，还有很多第一军高层军官参与了谈判，比如：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驻临汾清水师团长等日军高官。 其中安达二十三虽然刚吃了陈天民的败仗，却升了一级，而花谷正也赶了过来积极参与。 这一切使得阎锡山既安心又担心。 安心的是感觉到日方的高度重视，担心的是对方有强大后援，就离这里不远。 席间，刚刚吃了陈天民大亏的花谷正，好像是为了报仇雪恨似的，不住大声斥责阎锡山，态度非常嚣张，极为不礼貌。 惹得晋绥军几个将领也极为不满。 不过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总算及时拦住了手下的爆发。 会谈没有成效，中午时，双方各自回院子内的左右房间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