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庆府下辖的四县之中，永康县是山区平原兼有，府城附廓的晋原县则有无根山区，新津县也有少量的丘陵，只有江源县境内是一马平川，极利于农业生产。故江源县虽然面积不如永康和晋原，但粮食产量却是崇庆府首位，霹雳军也在其境内设置了几个大的屯垦点。虽然江源县与蒙军占领区隔金马河相望，但由于霹雳军控制了河道，加之此段河宽水急难以渡河，故霹雳军只在江源境内驻扎了一个水军连以防蒙军渡河。江源城及各个屯垦点则由守备旅的二线部队——基干民兵负责。
霹雳军参谋部在江源的布防安排有其合理性。1242年以来蒙军数次攻略蜀地，对崇庆府的剽掠都是从三渡水和灌口寨附近的渡口而来。霹雳军在平原地区立足之后，蒙古游骑到霹雳军辖区骚扰，也多是从以上位置或蒲江偷渡过河，并未从近在呎尺的江源渡河。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该段河道并无浅滩，即便冬日水枯时节也无法涉水而过。蒙军在此的小船极为有限，要让一个小队的二十匹战马过河都难，更遑论大规模偷偷过河。何况一旦被霹雳军发现，便只有被击沉下河喂王八的下场，蒙军根本不敢冒这个险。
但在夏收期间，蒙军偏偏从江源城方向渡河了。他们用来渡河的船只是霹雳军的运粮船。由于江源粮食产量大，加之缺乏仓库设施不足，李爽提前便调来了运粮船停靠在离城下游五里地的石鱼屯垦点，准备待粮食收获后便运往邛州、大邑及永康县等地。这些地方虽然也盛产粮食，但由于工矿业都集中这几地，产业工人数量极其庞大，自然需要海量的粮食。由于在金马河上蒙古人并没有水军，自然无法武力夺取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只是一个叫常元的霹雳军军官献给蒙军的，他是守卫江源城基干连的副连长。
江源常家一直名人辈出，出了不少高官也有不少名士，在蜀地也颇有声望，尤以常璩最为有名。常璩为东晋人，其著有《华阳国志》，号称地方志始祖。在1242年阔端入蜀之前，常家仍然十分兴盛，有数千良田奴仆百人。由于财力雄厚又有不少家族子弟在临安朝中和各地做官，本地官员也对其极其敬畏，甚至江源知县和崇庆府知府上任，也要亲自上门拜谒，一时间在崇庆府风头无俩。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蒙古人的入侵让常家的荣华富贵变成了过往云烟。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大族一样坐船逃往外地，而是自持在蜀地势力盘根错节，以为即便蒙古人占了蜀地，也得依靠文脉维持统治，而耕读传家正是常家最擅长的。哪料到蒙古人根本就没有以文治国的概念，他们坚信武力才是真理，烧杀劫掠才是人生的乐事。常元祖父的固残守缺让其家族人口损失殆尽，昔日门庭若市的大宅被付之一炬，奴仆也要么死要么逃散，就连祖坟也被摸金校尉盗掘一空，自己也被活活气死。
阔端退兵后，常元父亲试图重振家业。只是小有成就之时，蒙军接下来对蜀地几次入侵和利州汪德臣部的剽掠，又将其辛苦积聚的家财掠夺而去。在刘黑马重占川西之前，常家变得与普通人家无异，唯独手中还握有数千亩良田的地契。只是乱世之下人口十只余一，大片良田摞荒，根本就没有人佃种其耕地。常家既没有人口耕种那些土地，也无力阻止流民在上面生活，只能任由那些土地或被人耕种，或长满杂草。只是常家风光惯了，根本不能接受家道中落的事实。疾忧之下，常元父亲一病不起，他临终前交代常元，一定要恢复家族的荣光，以告慰先祖之灵。
蒙古人盘踞江源之时，常元与一群流民躲在了金马河边的一片沼泽中。由于常元读书识字明白不少道理，久而久之便成了这群流民的首领。霹雳军来到后先是委任了他为民兵连的排长，后因其表现突出升其为负责江源城守卫的基干连副连长。由于常家在江源根深蒂固，常元又擅拉关系，久而久之他在基干连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大老粗连长，获得了不少人的拥护。面临生存威胁之时，父亲临终遗言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偶尔在心中泛起。随着生活的安定以及官位的上升，其父的遗言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逐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心中恢复家族荣光的愿望越发强烈。
常元之所以要投靠有血海深仇的蒙古人，是因为利益，更准确的是因为对霹雳军的田亩政策不满。土地不仅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同样是工业社会的根本。霹雳军的财税体系并不依赖田，而是靠工矿业和商业为主，但仍然极度看重耕地。收复了这三州（府、军）之地后，霹雳军实行的是“耕地有其田”的政策，对无主荒野只要耕种一定年限便可承认其所有权，且不收田赋。对于有主的荒地，虽不公开否认地契的效力，但要求地契主人不得将耕地荒芜，且必须自己耕种。这项政策让常元等前地主手中的地契，变得一文不值，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人中有声言要向朝廷告状的，也有选择激烈对抗的。对此欧阳轩态度极为强硬，压下了管理层不同的声音。他绝不允许霹雳军治下出现土地兼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无法容忍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川西有句话叫“叫唤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