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将律法镂刻其上，就是为了强调它的权威，威慑民众。与此同时，刑法的神秘性消失，维护旧贵族的尊严和权势的礼被打破。百姓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担惊受怕，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无论如何，成文法诞生公布，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法制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兆，同时代表时代进步的方向。
可是，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智者圣人却不这么想。
古老的华夏文明脱胎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变化非常缓慢，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只要遵从时序，再加祖先口口相传的经验就能存活。与之相应，文化思想中普遍是静态思维——把阶层固化，等级分明，各安其命，国家便可长治久安。
儒家为时代开出的药方是——克己复礼，其思想内核集中于一个字——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仁全在于己，若能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人人皆能成尧舜。
以“仁”为铁律，将其精神形于文。从生到死，事无巨细的规划好每一步应当遵循的“礼”，要求所有人严格恪守。从上到下，无论天子还是庶民。
“礼治”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准绳，天子、贵族、士大夫阶层的无上权威必须坚守，不允许庶人越雷池一步。所以，律法条文绝不能公开，否则就失去腾挪变化的空间，有损统治者的威严。
“铸刑于鼎”实则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萌芽，它之所以诞生，代表地主阶级的政治诉求，是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进步的。孔夫子也好，蔡墨也罢，他们之所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但是，不能因为他们反对便将之斥责为无稽之谈，反对同样意义重大。
法家思想之所以得以生发，是君权的衰落所致。
周天子对各诸侯国无法节制，发生内乱自身都无力平息，只得借诸侯之兵才能勉强维系王城的安全。各诸侯国之间强强争霸，拉帮结盟，耀武扬威。诸侯国内部，公室渐渐对权臣重卿失去控制——鲁国、晋国、齐国的君权与臣权斗法，明显是臣权占了上风。
中央政权失去威严，礼治便无法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于是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将条文公布，有利于百姓调整自己的行为。一旦犯事，不必惴惴不安，对行为后果有明确的预期，这是进步的一面。同时，它的副作用也层出不穷。
既是有法可依，遵循受到奖励，违背则会被处罚。于是，人们趋利避害，一切行为皆以利益为驱动。利益至上，有利可图则做，无利可图则不为。
人与人之间温情的纽带，为人基本的道德准则——是非心、羞耻心、怜悯心、礼让心，统统让位于利益，后果不堪设想。
发展到后期，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为本派学说摇旗呐喊，鼓吹无所不用其极的加强君权，维护君主权威。
细品其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残酷严苛，毫无人性。他主张用“法”、“术”、“势”紧密结合，统治国家。其大意是——首先是健全法制，其次是君主利用自身的权势，独掌军政大权，以此驾御群臣、推行法令。为了维护君主地位，还要随时保持警惕、防止犯上作乱。
君主拥有无上权力的独裁统治，意味着一国之运全系一人之身。君主一旦犯错，带给国家的可能就是难以估量的损失，风险非常高。再者，为了察奸防佞，不得不借助君主身边的亲信小人，最终必会陷入特务统治。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法家思想和我们所倡导的民主公平的法治具有本质的不同。它主张君主集权，这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其次，失去人本思想、契约精神、机会平等的内核，终究会走入死胡同，祸国殃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和蔡墨的担心具有积极意义。在二人看来，“礼治”已被破坏，眼看已是支离破碎，不力挽狂澜就算了，还弄出一套自私自利的法条，危害更甚。
律法被公布只是开始，假若将丛林法则推而广之，长此以往，权力膨胀，祸害无穷。身处其中的万千子民，在唯利是图的指挥棒下，恃强凌弱，不再遵循最基本的道义法则，国将不国。
其实，放眼整个中原，此次铸刑于鼎并非首次。
公元前536年，时任郑国执政子产下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鼎上所铸，是子产担任国相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汇总。
内容涉及诸多方面——
对郑国的城邑、郊野加强治理；要求君臣一心尽职尽责，修好田地的封界和沟渠的灌溉系统；对田地房舍重新规划、确定赋税数额；对卿大夫中忠心勤俭者奖励提升，对玩忽职守、消极懈怠者则撤职查办等等。
实践证明，子产的改革是积极的，成效是巨大的。这些举措给郑国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增强了郑国的经济实力，减缓了因为晋楚争霸产生的巨大内耗导致的国力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