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晋国律法，率先发动叛乱者，罪不容诛。
“何时始祸者变成了本将军？”赵鞅大为不解。
“如果两家据理力争，判定将军对赵午的处决是基于私人恩怨的行为，那么，讨伐赵氏就合理合法。”
“赵氏两支的恩怨何时上升到制造祸乱为害国家的层面了？”赵鞅仍是一门心思钻到“清理门户”的死胡同，怎么也走不出来。
“三寸不烂舌头胜过百万之师绝非虚言，更何况两家携手，人多言密，很可能君主最终抵不住他们的劝说倒向邯郸一边。”董安于又急又气，真想挖开赵鞅的脑袋看看这个自己一路陪伴长大的将军到底是怎么了，眼见事如燃眉，他仍游离在状况外。
“如果两家整顿兵马杀将过来，我们再反抗也不迟。”赵鞅沉吟片刻，说道：“现在情势还未明朗，如果君主站在我们一边，两家对赵氏发兵就是为祸者。最坏的打算，我们被界定成为乱者，奋起反抗便是。”
赵鞅不愿意冒险，因为他始终坚信他有理，虽然两家族大兵多，谅他们也不敢冒然挑事。
“话虽不假，可是一旦兵起，百姓遭殃，人口折损，城墙毁坏，赵氏辛苦多年的基业也会被波及。”董安于非常坚持，苦心劲说道：“如果提前做好准备，至少能庇护百姓稚子不受伤害。保住了人也保住了实力，对赵氏有利无弊。”
“提前准备意味着征集粮草收拾人马物资，这在外界看来就是为反叛背国做准备，到那时，赵氏就真的成了为祸者了。”赵鞅坚决反对这样做。
“若无事先准备，怕是两家人马杀到，赵氏只能束手就擒。赵氏的前途重要，还是为祸者的罪名重要？”董安于也不肯退让。
“担上为祸者的罪名也是死路一条，跟前途尽毁有何区别？”赵鞅盯着董安于，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事易时移，只要人在城在，总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好比之前君主站在我方，或许此时已偏向邯郸，判定我们无礼。又或先是认定我们是制造祸乱者，待到事态发展持续又能证明我们是清白无异心的。无论如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的重中之重是保存实力，着手应战。”
董安于的做法，优势在于，先解决当务之急，毕竟大动兵戈事关人命财物损失，刻不容缓。至于为祸之事，待喘息过后，可以通过商谈陈情解决。
两家虽大，赵氏也非孤家寡人，还有韩氏、魏氏的力量可以借重。智氏虽说跟赵氏大不如前，至少还没到敌我对立的程度，也可以争取成为说情申辩的帮手。
“可是”赵鞅虽然性格刚烈，诛杀赵午之事也可归为行事冲动，可是他从未有过忤逆犯上的想法，甚至念头都没有。
他反对提前筹备的原因就是不想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下宫之难”时，赵家就是被安上“谋反”的罪名几近灭门。
赵武执政后，反复跟子孙强调的就是忠君爱国。绝不能让人有机会造谣构陷，尤其是“谋反”“篡位”的罪名。
赵鞅对爷爷还有印象，他曾躲在他的怀里汲取温暖关爱，也曾坐在树下听爷爷教他识字认物，爷爷的慈爱柔善一直驻扎在他的心里。
父亲常和他提起爷爷遭遇的不幸困顿，也跟他说过爷爷执政的原则——最大程度的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沉潜蓄势，勿要冒头，广纳人才，因时处事。父亲也不止一次的说过，爷爷的韬光晦志忍辱负重是赵氏家族再次复兴的至胜法宝，后世要以此为榜样。
虽说赵鞅的性格跟祖父和父亲相去甚远，而今赵氏也跟赵武时期的弱不禁风不同，不能强求赵鞅跟赵武一样低调平和忍让。可是赵家不能违背律法抢做出头鸟却是必须坚守的家训，万万不可动摇。
“事关重大，请将军务必早做谋划。如果君主怪罪，就请将军把处死赵午的罪过加在老朽的头上，集结家兵整顿兵器马匹预先策划防范的过错也算在我一人身上。”董安于急得满头大汗，立下重誓。
在董安于的心目中，没有比赵氏前途更重要的。他跟赵成一见如故便成知音，不料天不佑庇知己英年早逝，遗下刚刚成年的赵鞅。
董安于第一次见赵鞅，赵鞅尚在襁褓。这些年，看他成长、成年、而立、不惑，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董安于熟读史论，谙熟时政兵事，略通星相命理。他观察、分析、判断、预料到，赵鞅是赵氏家族走向强族的至要关键人物。
无论如何，他不能让赵氏有事，更不能让赵鞅出事。保护赵鞅既是他对赵成的承诺，也是他对自己要求的底线。
“不行！”赵鞅回得斩钉截铁。
董安于对赵家而言，不是家臣那么简单，他是赵鞅的老师、朋友、知音，是跟父亲一样亲密的长辈，怎能把过错推给他？杀赵午这件事本就是他一意孤行做的决定，跟董叔无关，怎能牵连无辜？至于两家随时可能的突袭，他不确定一定会发生，所以仍在坚持静观事态发展。
“请宗主务必听老朽一言，此事绝不可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