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原，有谁能助？求人必须付出代价，现阶段，只有吴国能帮得上忙。唉，说到吴国，贪得无厌，蛮不讲理，鲁国实在不想跟它有太多瓜葛。
基于多重考虑，季孙肥选择见好就收，实乃明智之举。
虽然无法扩大战果，凭借自身的力量把强大的齐国拒之门外，鲁国已经知足，朝野上下为之欢腾不已。此役的最大功臣，非冉有莫属。无论是鼓舞将士士气，还是对战场兵器的选择，冉有的表现对鲁国克敌制胜的作用尤为关键。
季孙肥是个知人善任的家主，知人心，明赏罚，对冉有是称赞赏赐有加。冉有呢，赏赐一概回绝，却向季孙肥提了一个要求——将他的恩师迎回。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冉有并非生硬的提出请求，而是借季孙肥之口，顺水推舟。
季孙肥问冉有，“领兵作战之能从何而来？”
冉有淡淡说道：“学之于孔子。”
就这样，迎回孔子一事被提上日程。
话说此时距离孔子离开鲁国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间，孔子做了什么？曾经去往何处？
公元前497年，孔子与季孙肥的父亲季孙斯关系出现裂痕，于是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在卫国呆了几个月，饱受馋言之苦的孔子又离开卫国，去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经蒲地，又被困。又返回卫国。
一年后，鲁定公离世，鲁哀公继位，孔子又回到鲁国。
在鲁国呆了两年多后，孔子又开始出走他国。
先后在卫、宋、陈、蔡之间奔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无奈末法之世，礼乐难容，孔子不仅不被待见，还不时身处险境，几次命悬一线。被世人嘲笑奚落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只得强自镇定的回道：“然哉！然哉！”
经过十四年颠沛流离，孔子再次回到鲁国。季孙肥吩咐家臣备齐厚礼，做足仪仗，把孔子风风光光的迎回。
当然，季孙肥所为只能到此为止。他是看在冉有的面子上，做给鲁国人看的。孔子虽归国，并未被迎为上宾，入朝治国。在他远离朝堂的十多年间，整个中原的形势翻天覆地。身为唯一独享周天子礼乐的诸侯国的鲁国也不例外的与周王室建立之初周公亲自拟定的治国之礼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历史的滚滚车轮，不听从某一根绳索的牵引，而是向着它命定的方向，疾驰而去。不理会悲天悯人的圣人的感慨惋惜，不怜悯仁者仁心的哀叹无奈。
经历岁月的洗礼，孔圣人已不复昔日的热血奋勇。如果说当年是对鲁国失望进而出走，以为他方自有净土，遭遇多国受挫的他，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他的理想抱负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根本不可能入位高权重者的法眼。
虽说不能断政决事，凭借季孙肥的礼遇，身为“国老”的孔子仍有许多便利。所以，他借此机会停留下来，开始专注教育和文献工作。
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竹简，编纂了若干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尤以《春秋》最值一提。
《春秋》者，鲁史也。现存《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代君主，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旧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可见《春秋》是孔子历经困厄之后呕心沥血而作。
从史学价值来看，运用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的编年体记载历史，《春秋》为首创。所谓编年体，就是按照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体例。
除此之外，它的独创性还在于，它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开私修之先河，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二十六史”的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不得不说很可能是受其引领所致。
作为笔者最爱读的史书之一、本次创作的史实所依、“赵氏连城璧”系列的灵感来源——《春秋》的影响力已大大超出史学范围。微言大义，暗寓褒贬于字里行间的《春秋》因其遺词造句“字字针砭”独树一帜，被称为春秋笔法，被历代史家奉为经典。
言归正传，回到孔子本人身上。在抱负无处施展之际，孔子并未寄情酒杯，失志惆怅，怨天尤人，而是积极治学育人，留下的传世经典照亮史学殿堂，造福后人。虽无治国之机，治学却硕果累累，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纷纷扰扰的俗世红尘，与其活在朋友圈，忙着批奏折，不如腾出时间，捧一卷《春秋》，穿越时空，与贤者能人对话。看佞人奸臣作态，享受旁观者的清心朗目，既助益智力，又清静养心，何乐不为？
齐鲁争雄硝烟才散，吴国又派使者通知鲁国出兵伐齐。
上一年吴国偷袭齐国不成，被齐国在海上击退，吴王为此耿耿于怀。打定主意一定要报失利之仇，并且已经知会鲁国到时要率兵助战。
此次又派人重申前令，可见吴国伐齐之心十分迫切，已到了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