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实行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它的实施，相当于间接承认土地私有合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匹配。表面上看，税赋大大提升，积极的一面却是，激励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多劳多得，即使交了税，所剩仍然不少。
同时，大量的税收漏洞被填补，封邑贵族的财力被削弱，相应的，他们的影响力也打了折扣。此消彼长，公室的权力则因财力增强得到提升，君主权威也因此加强。
“初税亩”施行四年后，鲁成公元年即公元前590年，鲁国再次改革税制，实行“作丘甲”。
“作丘甲”的第三个字“甲”即日常所说的兵甲，跟作战有关，是一种军赋制度。所谓军赋制度，即天子（诸侯）向臣属征发兵役及军需品。
西周初期，平民阶层分为两类：一种称为“国人”，一种是“野人”。“国人”来自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族，他们的居住地为城郭郊邑；“野人”则是被统治被征服的对象，他们大多散落在郊外的偏远地方，身处野鄙，既称庶人，又称鄙夫。
“国人”的先祖是贵族，由于人口不断繁衍，与本支关系渐远，不得不被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但是，由于与贵族存在血缘关系，他们享有一定参与国事的权利。
“国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义务是执干戈保卫社稷。还记得我们曾提过的一乘包括多少人吗？作战人员包括三名甲士和七十二名普通军士。甲士身披盔甲，坐在战车之上，挥动旗帜，指挥七十二人前进后退。
“国人”是甲士的主要来源，是军队的主力。为了这项义务，他们还得履行提供盔甲戈戟等作战武器的责任。
承担义务的同时，自然也享有权利。身为军队主力，意味着他们能在军队中担任首领，享有战功后还能得到封赏，积累财富，他们的地位上可至卿大夫阶层。
“野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是田地的劳动者，以耕作土地缴纳一定产出的方式交纳地租，承担交税义务。
由于地位低下，“野人”受到较多的人身束缚，依附于土地生存。相比奴隶，他们有更多的自由，不会像牲口轻易被处死。有机会被贵族赏识的话，还能跟随封赏成为贵族的家臣仆役，实现阶层升迁。
军赋制度的实行虽只局限于“国人”，征收多少，仍然与田制密切相关。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这么一换算，1丘=16井，1甸=64井。军赋以甸为单位，即64井合出一乘，即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综上所述，“国人”与“野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利义务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身份也在急剧变换中。“国人”与“野人”的界限渐渐模糊，有人往上流动，也有人向下坠落。土地集中在少量贵族手中，私田开垦需要更多的“野人”，从“国人”沦落到“野人”的越来越多，军赋由此变少。
矛盾之处在于，春秋后期，诸侯国之间的征战越加频繁，需要更多的甲士兵器。依靠数量日益变少的“国人”，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扩大军赋来源。
于是，“作丘甲”应时而生。徇字看义，即以丘征甲，完整的意思就是按“丘”出车马兵甲。这就意味着，原先以一甸为单位改为以丘为单位，64家合力出一乘，变成16家出一乘，负担为原来的4倍。同时，承担义务的不再局限于“国人”，“野人”也逃不掉，平民都要承担军事义务。
到了公元前484年，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返鲁被季孙肥请回朝堂的这一年，季孙肥开始着手税制改革，史称“用田赋”。
“用田赋”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
一是统一以“田”为单位计征。一夫百亩为田，即现代的税基。以百亩为单位，直接向受田农民征税。受田者，包括原来的“野人”和下降为自耕农的“国人”。
二是征纳物单一化简单化。从前是林林总总，包括粮食、车马甲士、服兵役、充当杂役在内多种形式，现在则是以粮食为主。至于军需品，政府统一采购，不再向平民摊派。
这套改革措施，打破“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国人”与“野人”不再对立，作为受田农民，他们纳税人的身份是平等的。
再者，征税形式单一简化，方便操作，显示了它的历史进步性。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农业税，一种标准，单位统一，只要调整税率即可实现收入增减。
其实，“用田赋”并非鲁国首创。在此之前，晋国、楚国、郑国均有类似的举措，只是名称不同，内容接近，性质相同。
提出这个措施之前，季孙肥还特意命冉有去征询孔子的意见，以示对这位自己用盛大隆重仪式迎回的大夫的尊重。
孔子起初不肯发表看法，冉有问了三次，仍然不作答。最后，冉有要他一定要表明态度，赞成或反对，他才说出自己的想法，答案还颇有书生气。他并未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