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的时候，就确立了基本的税制，“初定租、庸、调法”。按人丁授予土地，按土地收取租庸调，可以说，税收的依据是人口和土地。就人丁而言，初生婴儿称为“黄”，4岁为“小”，16岁为“中”，21岁为“丁”，60岁为“老”。授田对象为“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每人得田1顷计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20亩为永业。计“亩”单位为“步”，阔1步长240步为一亩。老、病、残、寡和当户等特殊人群，各有增减。工商职业者，在土地多的乡所授田减半，在地少的乡不授田。土地肥瘦和厚薄不均时候，一年调剂一次。在人口与土地配置有差的地方，相邻的乡、县和州之间予以调剂。庶人可卖世业田，卖出后官府不再授予。人死后土地回收，再授予无田的人。
自土地而出租税：每个人每年上交粟二斛、稻三斛，这称为“租”；每人每年上交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则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上交银十四两，这称为“调”；每人每年服徭役20日，闰年加2日，不出徭役者每日折算绢三尺上交，这称为“庸”。出庸25日的，免调，出庸30日的，免租和调，不过，出庸最多不超过50日。
租税免除条款方面，第一，水、旱、霜、蝗等自然灾害导致减产40的，免租；桑麻无收的，免调；减产60的，免租调；减70的，课税徭役全免。第二，皇亲国戚官员之类享受免税待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皆免课役”。第三，特殊人群，比如“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也享受免税的待遇。第四，老、疾、残、寡、部曲、客女、奴婢及九品以上官职者，同样也不课税。
唐代衰败与两税法的确立
唐朝由盛转衰，一般以“安史之乱”为标志。以财政税收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唐代税制的基点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唐代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现代税收观之，此举措同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唐代财税史实点滴
盛唐时，中央仓部设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储和租税之事，并设立“义仓”和“常平仓”，贮备粮食以备灾年及平抑谷价。租税自乡、县和州逐步上缴，而且，“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是否完成租税及征收租税的数量，都是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指标。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成型，肃宗时“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鉴于战乱和地方割据的现实，唐宪宗把天下的赋税一分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于是中央和地方开始共享赋税，但地方官吏动辄“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
在皇帝开支与国库贮藏关系方面，按照旧制，天下的财赋都入左藏库，太府计数，尚书出纳，收支明白无欺。德宗时，第五琦出任度支和盐铁使，京师豪将们求取无节，第五琦禁止不住，无奈，把公共财政变成了皇帝私藏，“租赋进大盈内库，天子以给取为便”，“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皇帝内臣宦官们则虚开名目，随意支取。杨炎出任宰相后，向皇帝谏说：“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而现在，宦官们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即使是大臣们也都不知丰俭盈虚，更无从判断天下利害。杨炎建议将财产重新回归左藏库，宫中经费所需，量数奉入。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保持了国库的独立性。
农业方面：一、大面积兴修水利，黄河、长江流域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