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解释道：“领导，这其实也挺好解释的，虽说我们现在是公有制经济，但是公有制内部在实现形式上也有区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区别，集体企业还分为大集体企业和小集体企业，大集体企业受政府行业管理部门领导，参照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与员工待遇；小集体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劳动者集体所有是指按劳动者的人数平均、共同所有。”
“现在要区分的话，我们国防科工局管理的工厂是国有经济，把国有经济的工厂划拨给我们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京城的一家工程，划拨给我们就会损害京城的地方经济，因为那是京城的集体企业，无偿划拨给我们国防科工局，会打击京城地方的积极性。”
“所以我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就算是公有制企业，产权也要清晰，管理体系也要有条理，不能多头领导，最后让企业无所适从。”
“而且国有企业内部也要有竞争，不然会一潭死水，总的原则应该是资源互补，有限竞争，而不是互相比烂，互相遮掩。”
艾振峰问道：“有必要吗？陈晋，现在在国家计委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各行各业按部就班地发展不是挺好的吗？”
陈晋摇头道：“艾叔，不可否认，国家计委集合了全国精通财政统计的人才，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地方计委的力量不足，别的不说，就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这十五年来有多少？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多万人吧？这里面学习财政统计专业的有多少？肯定不超过五万人吧？全国各级政府的计委工作人员有多少？全国有29个省级行政区，400个市级行政区，2000个县，这么多各级政府的计委加起来肯定超过五万人吧？也就是说，就算把这十五年来大学里面学财政统计专业的大学生都放进计委里面，人数也是不够的。”
“所以就会导致一个问题，专业人才不足，最终出现一个局面，那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陈晋没有顾忌安如山同志和艾振峰在沉思，接着说道：“第二个，就是对全国经济状况的掌握程度，不是我悲观，而是掌握全国经济状况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费时，费力，费人，就这样还容易统计不准，但是要想计划做得好，这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就算是再苦再难，我认为政府必须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队伍。”
“如果在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对经济状况掌握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计委做出的计划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做出的计划是不是科学合理？分配的任务是否适当？地方上报的需求是否真实可靠？这些都很难说。”
安如山同志和艾振峰都开始认真思索起来。
陈晋说的并不是天方夜谭，更不是危言耸听，计划经济时期曾经闹出不少笑话。
比如之前经历过的dyj运动，安如山同志是深有体会的，并且他也是反对的，但是遭到了谭润峰同志的批评，也就是在那时候，华德鹏同志受到了打压。
dyj年代，从国家到地方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和计划指标。在工业领域，国家把原定15年赶超英格兰、35至45年赶超漂亮国的口号逐步提前为两到三年赶超英格兰、五到七年赶超漂亮国；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7％)逐步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主政沪市的齐相伟甚至提出华东区1959年要搞800万吨钢。在农业领域，谭润峰同志提出了全国“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国家把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12年提前到5至8年，最后定在5年之内,又提出在5至7年内全国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豫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1958年6月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3至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要达到2000斤以上，紧接着其他各协作区也都提出了粮食高产计划，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了在人均粮食产量方面要达到1958年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3000斤。
事实证明，掌握信息不全面又外行领导内行的各级计委事先制定的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往往荒腔走板，甚至荒唐可笑，以至常态化造成生产、生活资料供求严重脱节，造成极大的资源错配和浪费。
而dyj运动造成的后果，在之前的那三年就已经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了。
安如山同志叹了一口气道：“陈晋同志点出来的问题很重要，但是如今我们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我们有很多人，是全世界最多人口最多的，但是可用的人才很少，要想做到掌握全国经济状况，同时集合优秀人才到各级计委制定生产计划，很难。”
陈晋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前世到了2020年代都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就更不容易做到了。
但是他想把国防科工局打造成那样的地方，全面掌握信息，手握先进技术，知道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晋还不能把国防科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