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乡衙虽然繁忙，但实际上并非正规的官府机构。整个建宁乡衙总共只有区区六人，其中唯一登记在册的官员便是乡丞。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本乡百姓，以服徭役的方式来协助处理各种杂务。
平日里，乡衙的工作既要与县衙的三班六房紧密合作，又得与各个里长和乡老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任务繁杂多样，不仅包括维护乡里的社会治安，还需要管理街道和码头的秩序，确保居民们的生活安宁有序。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实则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福祉，责任重大，不容有失。
话说这乡衙，那可是历史悠久。早在宋朝时期，它就已经存在于各个繁华的乡镇之中了。而到了清朝呢，更是遍地开花般地普及开来，可以说是相当普遍！这些乡衙其实就是县衙的下设机构哦，但千万别小瞧它们，按照现代的说法，它们可都是副县级别的单位！
而且，这乡丞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胜任的职位，它通常会被划定为八品或九品的官吏级别。尽管这个官职地位并不算显赫崇高，但毕竟也是一方土地上的父母官！他们承担着治理乡村事务、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责任！
在明朝时期，这样规模较小的乡衙实属罕见。实际上，只有在洪武初年时，极少数的乡镇才会设立这种机构。综观整个明代，可以发现统治者对于县级和乡镇级别的基层治理非常重视，同时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
然而，洪武初年这段时间里，明太祖朱元璋积极推动保甲制度和户贴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导致地方官员的工作量骤然增加。再加上连年战火不断，地方上的人才极度匮乏。单靠县衙内那寥寥数十人，实在难以胜任全县范围内的各项工作任务。更何况湘潭县地域广阔，而且还有大量外来移民聚居在此地，这无疑给户籍登记、税收征缴以及社会治安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增添了更多困难与挑战。而这建宁乡的情况则更为特殊一些。首先，它与湘潭县城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如今的建宁乡已经划归株洲管辖），而且此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地方商业和农业都相对比较发达。早在明代初期的时候，巡检司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全面推行（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才开始全面实施巡检司制度），因此，湘潭县衙对于建宁乡的管理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明朝时期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和监督非常严格，尤其是在民帖登记、税收缴纳以及账目核算等方面更是容不得半点儿差错。一旦出现问题，哪怕是身为一县之长的县令也难以幸免，轻者会遭受鞭笞之刑，重者甚至可能会被打入大牢。
这建宁乡，人口数量波动极大，而且人员流动性也非常高。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当地的官员们简直苦不堪言！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决定向上级部门——长沙府请求设立一个专门管理乡里事务的机构，也就是所谓的“乡衙”。
然而，长沙府自己可没有权力直接批准这个请求。于是乎，这份申请一级一级地往上传递。由于那个时候地方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最终只能按照前朝的规定来处理，设立申请就被批准了！
尽管设立了“建宁乡丞”这么个职位，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衙门办公场所。无奈之下，只好将乡衙暂时安置在一间无人认领的民房中。而乡衙里的工作人员呢，除了那位由县衙派遣下来的乡丞大人外，其余人都是建宁乡土生土长的老百姓。用咱们现代的说法，这些人都算是没有正规编制的临时工啦！而这位凌之星先生，恰好就是其中的一员。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黄册制度。
这次改革堪称明朝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户籍制度变革，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实际上，黄册制度可视为明朝初期户贴制度的进阶版本，它以更为详尽、系统的方式，将全国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以及家庭状况等信息一一记录在册，并详细登记全国各地的耕地面积、土地质量、农作物种植情况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把这种黄册称作“鱼鳞册”。之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这些册子所记载的数据密密麻麻，如同鱼身上的鳞片一般错落有致且紧密相连。正因为如此详细准确的记录，使得黄册成为了明朝治理国家的基石，无论是人口管理、土地分配、税收征缴还是徭役派遣等方面，都离不开这一关键依据。
黄册制度的实施对于明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通过精确掌握全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分布情况，政府能够更合理地规划农业生产、调配物资供应，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隐瞒人口，保障百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此外，明确的赋税征收标准和徭役负担也有助于减轻民众压力，避免过度剥削引发社会动荡。总体而言，黄册制度的确立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这项制度的实施却让那些当差的人吃尽了苦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