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大明朝建立之初，各地均遭遇战乱荼毒多载，百姓流离失所，就算是各地的乡绅、地主也是跑的跑，亡的亡。大家可不要用狭隘的眼光看这些乡绅、地主。
这些乡绅和地主平日里确实凌驾于众多村民之上，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他们凭借其社会地位和掌控的生产资料对普通农户进行剥削，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些乡绅和地主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自古以来便有“黄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说法。
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官民比例比古代增加了好几倍。从事实上来讲，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体制内人员规模。此外，如果再换个角度看，当时社会的文盲率高达 90，而在那剩下的 10非文盲中，能够真正理解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人又只占一半左右。因此，可以明确地说，懂得伦理和法理的人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乡绅阶层当中。若是有读者认为这社会治理无需文化支撑，那大家就当我这前面一段话没有说。
回到前文之中，这元末明初多年战乱，犹如一场凶猛无比的风暴，席卷而来。它不仅给广大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也让乡绅和地主阶层遭受了沉重打击。这场风暴，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将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冲垮得面目全非。
原本，乡野的村民们依靠乡绅和地主的统治管理，日常劳作也受到他们的监督。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乡绅和地主阶层纷纷瓦解，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农田水利等重要设施也因无人组织维护而逐渐荒废。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例如风雨侵袭或洪水泛滥，乡野之民便陷入了极度困境，无处可逃，只能被迫流离失所。每逢水灾来临，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屡见不鲜。
尽管不能简单判断这就是明初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但毫无疑问，乡绅、地主阶层的崩溃与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剧变，使得农民们生活困苦，无法安居乐业，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这老百姓的生活竟然如此艰难困苦，然而在这明朝初期，官员们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啊！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了解到，朱元璋改变了宋朝时对官员的优待政策。相比于宋朝，明朝官员的俸禄简直少得可怜。例如在朱元璋执政时期，一个正七品的县令一年仅有区区 90 石大米作为俸禄，平均每月连 8 石都不到。更糟糕的是，在洪武初年的时候，一石粮食甚至都换不来一两银子，可以说一个月的薪水仅仅只有五六两银子而已。就这么点儿微薄的薪资，县令想要养活自己家里的十几口人都非常困难（当然啦，如今基层的一个正县级干部单靠个人工资来养活一家七八口人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这一个地方县令的收入是不是只有这区区的几十两银子，那是自然谁都明白的。
这道理虽然谁都知道，但朱元璋所列刑法却极为严苛。朱元璋立国之始便立下了《大明律》，该律对官吏贪污罪的处罪和量刑做出了明确规定：监守自盗者，四十贯就要处以死刑；枉法受贿者，八十贯即被绞死；即使没有枉法也收受贿赂达一百二十贯的，则要杖打一百下，并流放三千里；通过恐吓手段获取财物的，按照盗窃罪加重一等处罚，如果没有获得财物则处以杖刑；私自使用民力的，每使用一名就抽打四十下，最多杖责八十下。
而且，朱元璋还下令后世子孙不得修改此律。因此，如今有很多人认为朱元璋是低薪养贪的典型代表。然而，对于这种观点，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让我们再来深入地剖析一番，这七品县令每个月的俸禄差不多有 8 石之多，如果将其转换成粮食的话，那每月就接近 900 斤啊！要明白，一个普通的农民每个月仅仅需要消耗 20 斤左右的粮食而已。倘若再把柴米油盐、穿衣住房以及出行等等所有的费用都算进去，那么一个农民每个月用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开销绝对不会超过 50 斤粮食。换句话说，一名县令，他一个月的收入完全能够满足十几位农民整整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呢！
若是将时间背景转换成现代社会，那么如果按照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每月的最低生活需求大概也就在 200 到 300 元左右。这也许就相当于一名公务员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大约二十个普通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纯粹只是数字层面上的对比，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实际上，有许多基层公务员拿着每月 5000 的薪水却连自己都难以养活，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或许有人对我所说的话表示不认同，但我想强调的是，这里提到的仅是理论上维持最低生存所需的费用（类似于古代农户的生活水平，因为古代农民往往只能勉强度日），并不能直接对应真实的生活状况。
以我之见，我更赞同下述观点：在明代时期，通常情况下，县令必须具备举人的身份方可任职。至于举人的含金量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