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之前审刑院泄密一事，以及之后名士报所引发的关注，已经能够说明，这其中的确存有隐患。 王学士乃是参知政事，其职责是辅助圣上治理天下，而非如宋敏求一样，取悦于自己个人喜恶。我不知道知制诰的职责是什么，故此不便对此做出任何评论。 但是在预见隐患的情况下，王学士是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面对一种新事物，朝廷暂时没有约束之策，故此只能先禁止，但并非是完全禁止小报，只是禁止在小报上议论时政。 正如那刚刚捕获的野马，是不会马上放入道马圈中，而是等到驯服之后，再放入其中，王学士所为，何尝不是一种驯服，这不就是祖宗之法所提倡的吗？” 在坐不少人都频频点头。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又听张斐继续说道：“而适才范司谏曾几次提及到新法，认为王学士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的新法，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肤浅、可笑的看法。 他竟然将朝廷的新法定义为王学士的私物，这是多么的可笑。我身为一个耳笔，也非常关注新法，但这并不代表我喜欢研究王学士的私物，我可没有这癖好。 我关注新法，是因为这是朝廷将要颁布的政策，法是天下人的法，与每个百姓息息相关，代表的也是朝廷。我不知道王学士是否有这个打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确保朝廷的政策贯彻执行，这不就是王学士的职责所在吗？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就是如果没有小报，苏轼的言论，会受到朝廷的关注，但不会引发动乱，如果没有小报，宋敏求的反对，会得到大家理解和支持，但不会使得他成为被告。 这条禁令，恰恰是在确保大家可以尽情议论时政，而不用担心会引发的后果。 言者无罪的前提，是要言之有界，无规矩不成方圆，言论亦是如此。而宋敏求显然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从中作梗，以一种近乎幼稚且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来满足自己所欲。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满足造袄书袄言罪，而他身为官员，应当罪加一等。 故此我恳请主审官，将其判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