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粮价。以前地方官是踢一脚称米的器皿，这一脚蕴含了地方官的看家本领，一脚下去粮食就少了。 但到了晚清，地方官已经直接撕破脸，几乎等同明抢。直接不要米，而是折合成银子上缴。 这里头能操作的空间可比踢一脚大了太多太多。 比如一两银子本来折合100斤米，但是地方官们直接提高到100斤米要交5两银子。 其中翻了四倍的利润空间就是官员们用于中饱私囊。 不是明抢是什么？这就是晚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但上头官员基本不会管，因为大部分钱县令又要通过各种炭敬、冰敬孝敬上去。 这是晚清官场的顽疾，而且是晚期恶性肿瘤，没治了。 当然除了这个，晚清政府换上的晚期癌症还有不少，早就病入膏肓，任人宰割。 由于田税非常关键，即便是平时比较仁慈的地方官，到了钱粮征收的时候，也非常狠辣。 清朝有两个特别擅长写日记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写了差不多130万字。 另一个是广东一个县令，名叫杜凤治，这家伙更狠，当了14年县令，写了400万字日记！ 对于晚清史，这都属于非常珍贵又真实的史料，因为是自己写给自己，比较私密性，不会考虑太多其他因素。 杜凤治就算是个当地百姓交口称好的县令，但是人家每年收入也有两万多两白银了。 平时他对百姓属于还算不错的，但到了征粮的时候，直接变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田税征收不仅大大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是直接财源；上头对征收不力的处罚也很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 杜凤治自己就说过，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花在征收田税上。 但百姓苦啊，一般根本没法按时交粮。杜凤治就带着征粮队在各地强征，征粮队有粮书、粮差、册书、委员、师爷、官亲等人，另有轿夫、衙差、壮勇等一百多人，浩浩荡荡扫荡乡里。 杜凤治在日记里就写过，有时候差人进村被村民用屎尿赶出来，然后征粮队就把人抓回来，抓不住就抓他老婆孩子，或者把家具搬走，然后放火烧屋立威。 这招非常狠，村民见烧了房子，会老实上交钱粮，以换回家人，再讨回家具大件，以后也会乖乖交粮税。 但是百姓就没多少存货了。 现在农村基本就是农家肥，也就是有机肥，虽然健康是挺健康，但本来就吃得不多，能拉多少。 如果可以生产生产化肥，提高一下产量，百姓起码过得能好一点。 其他的化肥诸如钾肥虽然原料确实不好搞，不过磷肥、氮肥总可以搞一下。 先说氮肥，兵工厂生产火药本身也会用到硝酸铵。 这种东西属于一面天使、一面魔鬼的典型。一方面可以制作氮肥解决人类粮食问题；一方面又可以制作炸药，毁天灭地。 当然了，制作氮肥的方法还有很多，毕竟这玩意可是人类消耗排名第一的肥料。 至于磷肥，就是拼谁家有矿，巧合的是，中国的磷矿就在云贵川以及湖北。 总之，氮肥和磷肥都是咱们的看家本事，资源根本不缺。 钾肥说起来有点麻烦，需要用到钾盐。这东西分布贼集中，主要就是在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然后咱们国家以及美国相比它们三国少一些。 基本上全球钾盐就在这五国手里。 但主要还是加拿大和大毛、二毛。 后来某俄被西方制裁时，手里有四张王牌，除了石油、天然气、粮食，就是化肥。 当初说可能不出口西方化肥时，西方吓得那真是一阵哆嗦，甚至联合国都怕大毛急眼了真不出口，引爆全世界的粮食危机。 反正化肥这东西就是看似不起眼，其实很关键的玩意。 至于后世的粮食战争，真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了。 多说一句，咱们的钾盐勘探真的是堪比当初勘探石油一样悲壮的历史。 咱们一直到1990年代，钾盐基本全靠进口的，然后组织了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全国各地找钾盐。好在咱们地大，靠着无数先烈的牺牲，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是在新疆、青海找着了，主要就是集中在柴达木、罗布泊，其中又有80%在青海。 有个电影《生死罗布泊》，讲的就是这个事。 但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有一半的钾肥靠进口，万幸的是，咱们和两俄关系现在挺好的，倒是不用担心。 反倒欧洲现在成了大冤种，因为一来没天然气，现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