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志仁弹劾严嵩未果，早已是愤愤于心，几度欲引辞官归故里。严嵩新任内阁首辅位置，根基未稳，倒也未曾将志仁当成政敌，更多时候，还在往各省县广布羽翼。话说严嵩能当上内阁重臣，与杨青父亲杨敬廷还脱不了关系。严嵩在刘瑾之乱时，恰逢父母病逝，严嵩在持续守孝五年后，见朝堂昏暗，索性选择了辞官。在敬廷扳倒刘瑾后，号召当时的官员回朝，严嵩亦在当时响应敬廷的号召，回到了翰林院，甚至还与杨青共事了一段时间。按理说，严嵩也算得上尊师重道的人，敬廷对于他来说，是自己的恩师，他不应这样对待敬廷后人才是。但严嵩一路爬上内阁首辅的位置，已然十分了解嘉靖的习性。嘉靖信奉道教，每遇灾祸，皆认为是上天所罚，严嵩亦十分迎其所好。然当前严嵩刚任内阁首辅，虽有了些势力，但羽翼依旧不算丰满，急需嘉靖给与他更多的权力，当然若自己能替嘉靖分担更多的政务，嘉靖定然会放心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他。此次杨同仁被充军，无非是严嵩为了将壬寅之祸的起因转嫁给他人，观那杨志仁，恰好也被革功名在家，令他背上一锅也无所谓，凭自己的能力，将来解救他还是不算太困难。至于杨青，得罪的是嘉靖帝，前前后后已有数人为他说情而遭重罚，他自然不想冒如此大的风险。杨志仁虽三番五次弹劾他，但他也没有计较，其实并非找不到把柄，倘若他想针对杨志仁，稍微向直隶总督施加点压力，对付他也是十分简单，但严嵩并未这样做，一是他念及敬廷的恩情，二是他犯不着与之作对，他现在的核心威胁仍在内阁与六部之中。至于他将杨志仁的考课驳回，也是因为杨志仁升迁太快，很快便会离开福建，进入京城为官。浙江、江苏一带，严嵩都已遍布羽翼，浙江参将吕廉、浙直总督汪常寻都是他提携的学生。福建直隶总督朱常治是永乐帝后裔，世袭福王，兼任直隶总督，倘若要让杨志仁坐上此位置，定然要得到朱常治的许可。
严嵩压住志仁不升，本是为自己的大局考虑，并非刻意针对，但在志仁看来便不一样了，认为严嵩刻意针对杨家，且听说同仁被充军后，背后亦是严嵩在处理此事，愈发对严嵩恨得紧。由于二人阶级跨度大，未曾有机会正面冲突，倒也一直相安无事，但志仁对同仁的事时时铭记在心，耿耿于怀。
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又逢倭寇来犯漳州，志仁率领兵士拼死抵抗，双方都未曾得到半点便宜，于是倭寇丢下十余具尸体匆匆撤离而去。志仁在检查倭寇尸体时，发现有两个倭寇所穿的甲胄，竟与明军禁卫一致，不禁十分吃惊，暗自思忖：“来犯之敌确信是倭人无疑，但这甲胄分明是大明之物，缘何会出现在倭人身上？”带着疑虑，志仁将此事报告给了直隶总督，总督朱常治听闻，亦十分吃惊，随即吩咐志仁彻查此事。若是平常之物，志仁倒也不会觉得奇怪，但眼前之物，分明是禁卫所穿之甲胄，不可能私铸，更不可能买卖。禁卫军并不曾与倭人交过手，遂不可能会有甲胄遗失，这其中定然大有文章。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竟又查了个惊天大案出来！志仁派人前往登州、台州等倭寇常犯查访，发现除漳州外，最近在福州、台州倭寇亦开始穿戴这类甲胄，虽数量不多，但款式与禁卫军的别无二致。禁卫军甲胄一般穿在铠甲内，也可隐藏于衣服之下，制作成本十分高昂，所以一般都不会轻易得到。且从倭寇身上扒下来的甲胄，除新创口以外，其余部位均完好无损，显然不是劫掠所得。既然不是劫掠所得，定然是有人私贩此物，而大明谁有如此大胆量，敢私贩军用甲胄？
志仁派几个数位捕快，乔装前往倭寇常停留海域附近，蹲守了半月，总算等来了一艘倭寇的船，几人扮作渔民，前往打探，也好在此股倭寇并非武士，而是一艘商船，以至于他们一路并未曾遇到危险。途中甚至还热心为这股倭寇指路，私下则悄悄跟踪，果然见这股倭寇乔装为汉人，常常在夜间行动，随后径直前往泉州府永宁商号。明朝时期，自太祖皇帝便颁布了海禁禁令，永乐帝时期有所放松，但到了嘉靖一朝，由于倭寇为患，便又高度加强海禁，不再允许大型商船初入沿海，小型渔船亦不可载超过三人，越过五里。此番倭寇商船，已然偷入大明海域，无人警哨，本已奇怪，后又直奔永宁商号，定然是有内应，但志仁亦不敢肯定永宁商号私贩甲胄，于是只能继续偷偷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此股倭寇所采购之物，大多都是毛毡、丝绸、瓷器等物品，采购量巨大，足足有三十车之多，这些物品在日本皆是稀奇之物，粗略看起来倒的确像贩私的商人。眼见倭人即将离开，志仁随即派人悄悄潜伏在倭人回去的路上，趁他们夜间行路不备时，全数逮住，稽查其货物，果见毛毡之中，藏有禁卫甲胄三十副，随即便立刻遣人拿了永宁商号掌柜吕乐，严加拷问。吕乐供述，甲胄为其私铸之物，铸炼所用之铜铁，皆源自商号所典之铁器、铜器。志仁前去查抄永宁商号，虽发现少量所述之器物，但离铸炼所需甚远，且所查抄之甲胄，工艺精良，倒十分像工部所出。于是志仁遣人携其中两件，前往兵部辨认，果然是禁卫甲胄，这下连嘉靖也重视起来。
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