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农民和乡镇企业可以到基金会贷款，就连一些城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能到基金会贷款，有人甚至拿着一份抵押物，同时到好几家乡镇基金会贷款，完全背离了基金会成立的初衷。
当然，真正压倒基金会的还是公家。
进入九十年代，先是乡镇企业开始衰落，需要大量的资金输血，银行和信用社贷不到款，只能找基金会。到了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实行后，县乡两级政府出现财政危机，连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都要到基金会贷款，才能发放。
这两笔数目巨大的开支，迅速压缩了基金会的流动资金。
截止到九六年初，红山乡基金会一共有未偿还贷款三千五百余万元，其中乡政府和乡办企业的贷款高达两千一百万，私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贷款大约有一千两百万，实际贷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却只有区区两百多万，还不到总贷款的十分之一。
考虑到乡财政的实际情况，那两千一百万的贷款和每年将近三百万元的利息，短期内是基本不可能偿还的，因此基金会的坏账呆账比已经高的惊人。
一旦后续存款跟不上，或者出现储户挤兑的现象，基金会立马就可以关门倒闭了。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祁同伟立刻和郑华军汇报，并且把正在外地追三角债的孙连城也叫回来，三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郑华军的意思是，基金会这种情况不是红山乡只有，全县都一样，真正出了问题，也会有上级政府兜底，没必要大惊小怪。
孙连城也以为，既然基金会目前还能运转，就顺其自然，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反而有可能造成群众恐慌，导致危机提前爆发。
祁同伟却不敢苟同两人的想法，做为一个穿越者，他非常清楚，一旦出现兑付违约，会引起怎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哪怕是一家万亿级公司，倾覆也就是眨眼的事情。
“郑书记、孙乡长，问题已经出现了，光逃避是没有用的，基金会这个泡沫摆在那里，我们自己去捅破，还有挽回的余地，万一发生自然爆破，那就难以收拾了，甚至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和流血冲突。”
“同伟，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但这事真的没法办，就是把我们乡政府卖了，也还不起那两千多万啊。”
“那些实在还不起的钱，放在一边，先把还的起的钱要回来。”
“哪些是要的回来的钱?”
祁同伟翻开笔记本，说道：
“乡政府和乡办企业的贷款肯定是还不起，农户贷款数目小影响大，也万万不能动，能追的当然是那些私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贷款。
我仔细查了查，这些贷款共有1240万，其中多达825万，贷款手续是有明显问题的，有的虚构抵押物，有的用公家的财产做抵押，甚至有县里的几家私营企业，把厂房设备抵押给了好几个乡的基金会。
目前我们乡基金会里还有一百八十多万储备现金，如果能把这些手续有问题的钱全部追回来，加起来就是一千万。
储户都是这样的，既害怕取不出钱，又不舍得高额利息，只要前期能正常兑付，稳定住取款储户的情绪，后面的人就不会跟着起哄，甚至前面取了钱的人，还可能把钱再存回来。”
“可问题在于，违规发放的贷款，要么是干部，要么是关系户，这些钱最难追。”孙连城提醒道。
“那没办法，再难追也得追。而且你们想想，乡政府和乡办企业，是迫于无奈才贷的款，上级领导也会体谅。
出了问题之后，他们追究什么?只会追究那些违规行为，我们不去把钱追回来，到时候他们就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这倒是实话，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追，同伟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我的意见很简单。”祁同伟喝了口茶，继续说道：
“凡是涉及公职人员和村干部的，必须马上归还，否则一律撤职查办，乡里能办的乡里办，乡里办不动的，请县委来办。
所谓的关系户贷款，其中藏着很严重的腐败，让经手人亲自去讨要，要不回来的话，就顺藤摸瓜往下查，追究所有人的法律责任。
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愿意归还贷款最好，如果不愿意，也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尤其是那些拿着厂房设备四处抵押的，贷了那么多款，无论如何也会有些家底，我们先下手为强，把钱要回来的机会更大。”
三人经过一番商议，达成了共识，并进行了具体分工：
郑华军负责催收私人贷款。
孙连城负责催收个体户的贷款。
祁同伟则承担起了最重的任务，他要把私营企业的违规贷款追回来。
金山县有八家私营企业在红山乡基金会贷了款，而且全是违规贷款，其中六家涉及重复抵押，另外两家虚构抵押物，总额共计六百二十万。
本着专打精锐的原则，祁同伟来到了违规贷款多达三百八十万的永泰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