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袁容的要求，李芳果就不愿意再谈了。
高丽的商人们，有能力去大明做生意吗？高丽还有自己的商人吗？高丽的小作坊基本上破产了，高丽的工厂都是大明人开办的。
他们从高丽赚取了海量的财富，又把海量的财富运回大明，不给高丽剩下一丝，只留下了满目狼藉的社会环境与民不聊生。
护厂队合起来的实力，比地方上的实力都要大，他们还约定共同进退，让官府需要看护厂队的眼色，到底是谁的天下。
李芳果无能为力。
军队被大明控制了，经济也被大明控制了，勋贵们也投靠了大明，甚至流民们为了一口饭吃，也被大明的商人们引导。
李芳果只是个国王，什么都没有的国王。
懂进退的李芳果只想着保护自己家族的财富和生命安全，以及荣华富贵。
不懂进退的李芳远已经死了。
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抗拒大明商人们的脚步的高丽南部，也因为前年的高丽民乱，彻底被打开了大门，坚持了十几年的李芳远，不光自己死了，他的多年来的成果也彻底消散。
袁容离开了汉城后，一路南下。
犹如弹簧，当年抗拒的多么坚决，如今垮的就有多快。
高丽南部地区土地兼并速度夸张的令人咋舌。
流民破坏了许多，加上新的政令，离开了土地的勋贵，那些土地属于无主的，大明商人们从乱军手中获得，属于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报答给了大明的商行。
加上经济的崩溃，物资的短缺，大明商人们用最小的代价，购买到了巨大规模的土地，控制了高丽南部三成以上的田亩。
例如黄麻种植区，高丽南部比北部更合适。
大明有上亿的人口。
商品物资运输的发达，对麻绳麻袋的需求仿佛没有止境，生产多少都会欠缺，工厂每年的产量都在提高，可是社会的需求也在不停增长。
于是黄麻从高丽北部种植到了高丽南部。
高丽的农业田亩渐少，粮食产量越发的降低，百姓们更难买到粮食，他们也没钱买粮食。
农业的兼并，人们无地可种，只有加入工业的道路，可是高丽没有工民联合部，没有社会资源分配模式，人力的过剩，以及资本的压榨，他们在工厂里干活只能获得极少的口粮。
十九世纪，伦敦的工人平均寿命是二十二岁。利物浦、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其他城镇的工人们，如果能活到十九岁就算很幸运。
英国的各个工厂，煤矿，不光有老人妇人，还有几岁的孩子们，只要能干活的，都会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与之对比的是绅士们。
英国的乡绅们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绅士的住宅都有盥洗室，有些盥洗室还有冷热自来水。
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例如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那里贫民窟的排屋，院子里充满了从厕所溢出来的粪便，深达近六英寸，人们在院子放置了砖块，以使住户可以不湿鞋子从院子穿过。
这才是资本社会。
为什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百姓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因为他们过得太悲惨了，所以最后又诞生了先进理论。
袁容一路观察高丽南部地区。
成片成片衣不蔽体的流民们，蜷缩在城墙根下，城门口的门丁不允许他们进入城里乞讨。没有健壮的劳动力，更没有年轻漂亮的女性，这类人早就被挑走了。
与之相反。
当袁容进入全罗道罗州城时，城里的主干道上，大明商人们的居住区，不光修建了笔直的道路，模仿国内用石砖铺设，道路两旁全部是崭新的小楼房。
每栋楼房的大门前，竖立了一根煤油路灯。
栽种的树木，和修建的园，把这片居住区点缀的犹如世外桃源。
门前园里，男仆正在搬运家具，女仆在清扫院子，打扫的一尘不染，靴子底不沾灰。
与国内一样，大明商人们成立了片坊，推出了管理片坊的片坊长，维持居住区的治理，甚至成立了巡检司，保障居住区的治安，不让外面的人进来。
这里生活的人，除了大明商行的东家掌柜们，还有国内来的中高管理层。
他们的孩子在园里嬉戏。
园旁有广场，广场中央有孔子雕像和喷泉，不远处是学校，还有一座佛堂和道观，有片区居民一起出钱，请的清道夫们维持整洁。
刚刚从城外进城的袁容，在人们的簇拥下，有些不太适应，差距太大了。
这个差距，犹如天和地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