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迁反应是最大的那个，他似是在当日朝议之前，最坚定要抹杀张周功劳的人，甚至跟刘健和李东阳的意见都有点相悖。
但现在他却不由打量刘健和李东阳一眼。
你们还说要顺着张周的毛捋？
就怕你们捋着捋着，张周这头毛驴还没等安抚住，他能跳起后腿把你们给蹬飞了！
看吧！
现在陛下要用张周那小子所编撰的《大明会典》为依据，来给他自己论功行赏！说不定那小子在编撰这书的时候就想到这一层了！
你们急不急？
刘健道：“陛下，有关军功犒赏之事，臣等皆都清楚，不必查阅典籍。”
“唉！”朱祐樘叹道，“既然你们说都知晓，那开诚布公，你们也该清楚大明的首功，斩杀一胡虏首级，该犒赏几何了吧？”
此话一出，刘健和李东阳倒是先对视一眼。
他们心中都感受到一股“震骇”，似乎他们千算万算，总在想着怎么去压张周的功劳，却没顾虑到一个“大麻烦”，而且好像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
甚至皇帝思虑都比他们周全。
那就是军功犒赏的负担，朝廷是否能承担得起的问题。
马文升作为兵部尚书，对此可谓是如数家珍，刘健不回答，他出面回答道：“按成化时，犒赏出征将士的定则，一首级当赏银四十两。”
“那俘虏呢？”朱祐樘继续问。
马文升道：“同算。”
谢迁不由汗颜。
一个首级四十两，三千多首级那就是十二万两以上。
俘虏一万六千多人……谢迁都不敢往下想了。
这他娘的是要一战把大明京仓给翻个底朝天啊。
大明到弘治年间，一年财税收入，以白银计价，大概在二百万两到三百万两之间。
可要是一次犒赏就要耗费将近一百万两的话，朝廷上下可以喝西北风了，未来三年可能大臣都发不下俸禄了。
朱祐樘道：“就算妇孺有折，但要再加上牲畜、奇袭等功劳，再要为西北筹措用兵的耗费……朕不认为，此战应该以过去定则来犒赏。”
皇帝的意思是。
咱付不起犒赏，就赖账吧。
马文升道：“陛下，并不一定要以首功来论功行赏。”
“嗯。”朱祐樘点头，“言之有理。”
然后在场的大臣，还有几个司礼监太监发现，其实君臣之间还是很容易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知道这么大的功劳，如果按照斩杀首级和俘虏的功劳来核算，那朝廷很容易破产，那咱就换个方式来。
朱祐樘道：“朕先前朝上不说，也正是有此等想法，但自从土木堡之祸后，大明一向都是以首功来论功。朕想，其中的缘由，卿等应该再清楚不过，如今贸然改变，怕是不易啊。”
大明的军功，用斩杀首级的多寡来论功，看起来有弊端，容易出现杀良冒功的情况。
但最大的好处，就是首功相对来说“比较”公平。
至少首功还需要个首级，还有个确切的参数，如果以军功来论，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大明初期，军功的论定不以首功，而是以军功。
分为奇功、头功和次功三等。
奇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之后，采石矶一战成名时，以一人之力带兵破敌，从此号称“常十万”，成为朱元璋麾下大将，名流千古。
但问题就在于，无论是“奇功”，还是头功还是次功，都不好论定。
《明史》便清楚记录以军功来论的弊端：“……后领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斩馘之列，别立名目，曰运送神枪，曰赍执旗牌，曰冲锋破敌，曰三次当先，曰军前效劳。冒滥之弊，至斯极已。”
意思是说，军功论到后面，都是在巧立名目，一堆乱七八糟的，甚至这个人都不在战场上，都会被论定功劳。
然后朝廷上下发现，这招不行啊，很容易滋生腐败。
那我们改吧。
就以首功来定。
杀多少人头得多少功劳，俘虏也算，就算有杀良冒功的情况，我们多盘查就好了，总好过于那种没有标准的胡乱计功。
反正大明将士都娘蔫得很，一次也杀不了几个，而且我们审核首功也很严格，甚至规定人头要留喉结以上，若不能判断男女的要丢在水里，面朝上的是男人，后脑勺朝上的是女人……
这也是为何谢迁觉得，有办法把张周的功劳给压下来。
因为张周从“首功”来论的话，他并没有亲身参与到战场战事中来，我们只要严格执行，那就可以把功劳尽可能往王守仁和马仪身上推，一功不二赏，别人高了，张周的功就低。
现在朱祐樘就明确说了，以首功来定的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