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曾在苏州府任推官，对运河之事略知一二，思索了一路，现有奏本条陈上禀。”袁可立也没怂，废话不多，双手捧上。
“条陈所言弊端确实要改，但还不是关键所在，想彻底改变需对症下药，光治标起不到作用。”
奏本很厚，十多页，但洪涛看得很快，几乎是一目十行。放下之后又拿起另一份奏本，互相比对之后才开口。听上去是在称赞言之有物，仔细品一品，又好像是在批评流于形式。
“……请陛下明示！”袁可立显然是听出了话外音，有些不服气，脖子一梗打算当面理论。
“漕运耗费之巨，触目惊心，一石大米从江南起运抵达通州太仓，沿途损耗三四石以上，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袁总督要疏浚河道、平定沿河匪盗、整顿槽丁、振兴船厂，都是当务之急，全没错。但朕以为全是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
你且不要急于分辨，先回答朕几个问题！疏浚河道、平定匪盗、整顿槽丁、振兴船厂，做为漕运总督可有独断专行之权？”
洪涛对比查看的奏本是关于漕运的概论，由五位内阁大学士通力合作，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目前漕运的现状以及前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袁可立奏本里提出的几点严重吻合。
大学士们并没提出解决之法，袁可立倒是写了，但洪涛很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全是纸上谈兵，理论方面严重正确，实操可行性非常堪忧。通俗讲就是说的条条是道，实际一操作全是瞎耽误工夫，白折腾。m.y.
明代的漕运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一提起明朝的弊端，党争、宗室、边患甚至天气都排在前面，很少有人会把目光看向漕运。
洪涛穿越到明朝之前，坐在家里看书时大概也是这个路子，直到册立太子之后，正式接触到了内阁大学士，才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一个新的大坑，漕运！
所谓漕运，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漕船运输。通过水路运输大宗货物古已有之，但称得上漕运的只能从隋炀帝之后算起。没有杨广耗尽国力开挖的大运河，不管运输多少货物也只能叫水路运输，不能叫漕运。
这里的漕，特制人工开挖的水渠，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大运河。经过几百年的修修补补，到了明代，这条大运河已经向北延伸到了通州。理论上讲，从杭州装上货物，一口气就能运到北京城里。
众所周知，明代的开国首都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南京不敢说是鱼米之乡却也差不太多，根本用不着从南方运输大量粮食，就算要运也用不上大运河。
那明代初期是不是就没有漕运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光有，还特别重要。除了利用京杭大运河之外还有不少海运，属于双管齐下，运输的主要是军粮。
待到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建都，漕运才被赋予了更多内容，除了军粮之外，还要担负起供养京城及其附近百万军民的任务，地位不降反升。
在后世里哪个行业对国家发展重要，哪个行业就会得到大量投资，从业者也相应的更容易挣到钱。古代也一样，随着首都北迁，漕运成了不可或缺的行业，肉眼可见的重要了起来。
于是从业者们就开始动心思了，不是琢磨着该如何提高生产力，而是一门心思的想着该怎么从这个行业里为自己以及家族牟取更多利益。最好能做到垄断的程度，那样一来就能世世代代吃喝不愁了。
想垄断漕运业，对于当时的漕运从业者而言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在永乐年间，漕运不是仅靠运河一条线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线海运，属于是两条腿走路，比例基本是一半一半。
而且玩河运的和玩海运的还不是一拨人，双方谁也无法完全替代对方。这下就有点麻烦了，想独霸漕运行业，必须得打断其中的一条腿。
最先提出用河运代替海运的是户部尚书郁新，理由是海运不太安全，时不时会出现翻船事件，对保障京城的粮食安全有很大隐患。
永乐皇帝没有偏听偏信，找来工部和漕运总兵问了问，得知此时的运河河道年久失修，水浅王八多，无法承担漕粮重任，把这个建议给否了。
但做为皇帝必须要全盘考虑得失，海运受气候水文影响不太稳定也是实情，如果能选择运河为主要路径应该也不算坏事，于是下旨修缮运河。
动用了几十万劳工，历时小一年，运河终于算是修好了。为了让皇帝满意，力主河运的官员们团结一心、上下合作，一口气凑了几千条内河漕船，把400万担漕粮安全运抵了通州。
然后大家伙轮流上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河运的好处，再把海运的风险进一步夸大，最终说服了万历皇帝取消海运，把向京城运送大宗货物的担子全押在了大运河上。
要问这些官员为啥这么喜欢河运，是不是河运真的比海运有优势，可以为国家节省运输成本呢？狗屁，这件事看上去是两种不同观念的学术争论，背后却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心思，说白了就是利益之争。
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