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是不是该废掉一条鞭法，重新以实物为准？”做为不得不坚定的保皇派，叶向高还是比较称职的，没有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试图当墙头草。每当皇帝需要配合时，马上就能率先做出反应。这次也一样，看到一屋子同僚没人愿意站出来回答，干脆别等皇帝点名了，自己主动点吧，就算回答错了也是个好态度。“哎，大可不必。总体上讲用银子代替实物纳税利大于弊，有些地方是需要改改，但不急于一时，也非当务之急。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需在各地多建些仓房，每年拿出一部分银子去南洋各国少量采购即可。另外在收取海商抽分时也可耍些小手段，比如降低粮食、木材、矿石、香料的抽分比例，抬高其它货物的抽分，尤其对空舱入港只携带白银的船要加倍收税，就可以起到好的引导作用。赵爱卿，此事还要劳烦户部去做。算一算该存多少才合适，以半年为期的大战和波及三个省的灾荒为准。算好之后交与内阁，待朕批复了再由户部、工部和兵部一起筹划。”对于叶向高的态度洪涛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建议坚决不能执行。好家伙，真敢说啊，废除一条鞭法，这他奶奶的就是病急乱投医，连备用方案都没有，拿啥废除啊。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说了半天，洪涛主要是想对明代的财政体系做个小改动，让战略储备成为常态，让官员们脑子里大概有个预算的念头。别总临上轿才想起扎耳朵眼儿，要有长期规划。说起明朝的财政体系，这又是个先天不足的怪胎，罪魁祸首依旧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位草根皇帝浑身充满了小农意识，不光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了政治制度上，也充斥在各个政策层面，包括国之命脉，财政。终明一朝，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几乎都是因为钱。穷，成了压在明朝统治阶级头上的一座大山，且最终也没搬掉，活活被压死了。明朝的财政体系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也最混乱的，或者说根本就没个体系，是个缝合加臆想的怪物，纯粹的四不像，还开了历史的倒车。老朱可能是想把国家当做一个大家族来管理，他是族长，权力必须至高无上且一言九鼎，所有政策都得以这个为前提来制定。在财政体系上，两京十三省就是大房和十三个姨太太，每房每年交上来多少孝敬是固定的，他这个族长再按照心情把生活费发下去，额度也是固定的。大房多一些、有儿子的多一些，赶上谁家有个灾有个病的，大家凑一凑也就顶过去了。母慈子孝、兄终弟及、和和睦睦，谁也别犯红眼病，国家就和睦了。如果家族里的人都听话，能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谁都不许有非分之想，且邻居家也不过来闹事，那这套体系确实挺好的。但是能做到这几点也就用不着他来当族长了，这不就是人民具有极高思想觉悟，把劳动当做第一需要，不给工资也得哭着喊着干活的理想社会了嘛。从唐代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制定统一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把财政货币化，不能货币化就无法有效管理调控。所以发明了两税法，以铜钱为基准计算全国财政。到了宋代，货币计算体系又进了一步，几乎出现了国家预算的雏形，货币做为主要结算方式，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到了朱同志这里，可能是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或者过于淳朴的思维模式，天生厌恶货币，认为钱是万恶之源，只要少提钱就不会出现贪腐之风，治下也就平安无事了。所以在他的主持下，大明的财政体系里不光没有了货币为主的计算基础，还来了个大倒退，重新又把实物拿了起来，向着谷本位大踏步进发。明初的国家财政主要用“石”来计算，沿用了唐代两税法的皮毛，把全年税收分为两次，夏征和秋征。夏季收麦子，秋天收大米。可是麦子和大米的真正价格却不一样，一石米的价格总是高于一石麦子。但老朱同志说了，我就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反正吃了都能饱人！得，这玩意谁敢和他争论啊，搞不好脑袋就没了，一石就一石吧。于是在大明朝的财政数字里，一石麦子和一石米就被人为强行等价了。除此之外，有的田亩不适合种大米也不适合种麦子，只能种点高粱小米或者豆子啥的，该咋办呢？老朱同志也有办法，他又弄出个“折收”。就是把其它实物税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先规定了一旦米麦和一匹布的折算比率，再把其它实物折算成布的价值，然后就能和米麦进行换算了。可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粮食和布匹，比如今年洪涛要修三大殿，需要从贵州运送好木料。那贵州就可以用砍伐了多少木料折算成价值多少布匹，再换算成多少石米麦，用来折抵该上缴朝廷的税款，叫做代纳。这么一来朝廷的税收和支出，就要把用得上的物品全都进行折算和换算，才能得到基本统一的价值。直到一百多年以后，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涌入，才逐渐规定一石米等于3钱银子，算是有了个相对标准的中介货币。其实用实物财政也不算太坏，只要把配套体系建立完备，无非就是运输稍微麻烦点。可是朱同志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