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早就成了晋商的天下，如果把互市弄到那里去，谁能与蒙古人交易、交易什么货物、以什么价格买卖，都会被晋商们背后的影子全盘把控，其他人根本插不进手，也包括皇帝。古北口和潘家口、喜峰口分属密云后卫和东胜右卫，归山海关总兵管辖。杜松和孙承宗都是保皇派官员，再加上近在咫尺的御马监、海军和锦衣卫监控，不光晋商无法一手遮天，其他商人来了也得踏踏实实按照规矩行事。另外洪涛还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借商人的资本免费替朝廷搞基建。凡是商业繁华的地区，交通问题必须要提上日程。如果官府不投资，商人们也会自筹资金把路修好。这样一来，等于是帮助朝廷把通往两个边境重要关隘的战备公路给修好了。与蒙古人结盟肯定也只能是短暂的，即便大明愿意永久和平，蒙古人也不会答应。原因很简单，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发现和大明互市建厂很亏，大头全让汉人赚走了，蒙古部落只剩下汤汤水水。从商业角度出发，把本来没什么大用的羊毛、羊皮卖给汉人蒙古人并不吃亏，可是人这个玩意，老祖宗算是给总结明白了，有句话说的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大家都拿羊毛、羊皮不当好东西的时候，谁都不会太在意其价值。可是当羊毛、羊皮被加工成毛毡、毛毯、毛呢和毛线，且卖出了十几倍、几十倍的价格之后，人们就会很在意了。到时候牧羊剪毛的牧民心里一定不太平衡，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忙活了一整年，结果还没狡猾的汉人挣得多。蒙古贵族们也一样，肯定也觉得原本的利益分配比例不公平，他们拿少了。不管啥买卖，只要合伙人之间出现了这类心里不平衡的现象，结局只能有一个，内耗越来越大，最终倒闭关门。然后股东们翻脸成仇，脾气好点的老死不相往来，脾气爆点的直接大打出手。所以洪涛在推出双方互市建厂结盟的计划时，就没打算把生意做长久。不对，生意还是要长久做下去，但要把模式稍微变一变，用来规避即将出现的心理不平衡。说起来也怪，在公平交易的原则下办事，总会有人觉得吃亏了。可是当你占领了他们的家园、剥夺了他们的牧场、抢走了他们的羊群、把他们全变成饲养员，每月只能拿点死工资，狗屁权益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反倒啥毛病都没有了。只要能按月发放工钱，逢年过节再放个假，顺便让孩子上个学堂读几本书，隔几年给涨几钱银子的薪水。他们就会感恩有加，甚至产生一种错误认知，总觉得下一代能成为人上人，也能建厂给别人发工资。不光牧民这样，汉人也这样。当年福王要就藩的时候在属地里强征劳役大兴土木，把当地很多农户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很多人失去了土地无法生活，只能进入城市变为流民和乞丐。京城也来了不少这样的人，内城进不来就在外城和城墙根聚集。洪涛刚登基的第一年冬，天降大雪，很多流民和乞丐都被冻死在路边。顺天府上疏皇帝请旨开仓赈济，在外城和城外设立了十几处粥厂。结果勉强靠喝粥熬过冬天的流民和乞丐们一边排队领粥一边跪地磕头，高呼皇帝圣明、皇帝万岁，这都是陈矩亲眼所见，还特意跑回来向皇帝报喜。但做为皇帝，洪涛并不认为此种场面有啥可值得高兴的，反而感觉有些悲凉和愤怒，于是提了几个问题让陈矩去琢磨。流民和乞丐们喝粥所用的粮食，有没有可能就是产自他们自己的土地里呢？如果福王没有侵占田亩，他们在家种地，有没有可能不光喝粥，还能吃上几口大馒头呢？而福王侵占田亩是依仗谁的权势呢？有没有可能罪魁祸首就是皇帝？皇帝拿走了农民的粮食，还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待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随手扔出去一把稻谷或者面粉，却换来了他们的感激涕零，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滑稽呢？陈矩当时脸都绿了，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流，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估计在他的心目中答案都是否定的，皇帝之所以如此提问，肯定是自己的马屁没拍好，下次必须加倍努力加倍小心。陈矩虽然不是进士出身，但也是念过内书房的，文化水平至少也和举人平级，但他依旧无法看透很多并不太复杂的道理。而与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人文化水平更低，分辨善恶的能力更差。在不具备基本逻辑的大环境里，很多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好心很可能换不来好结果，善意往往会成为恶行。这时候过多考虑大众的想法就是错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这就好比牧民们每天放牧都去问羊想吃什么一样愚蠢，啥也不用问，带着羊群去哪儿它们就在哪儿吃草，反倒更容易满足羊群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这种大环境里，羊群能不能长膘、会不会多产仔，靠的不是羊群的集体智慧，而是牧羊人的经验、眼光和能力。碰上个好的牧羊人，羊群就能过得相对幸福，反之，就是挨饿受冻。所以说中国古人把皇帝比喻成天子，代天牧民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也不存在阶级压迫和贬低底层百姓的含义，只是对现状的精辟总结。现在洪涛就打算真的当一回天子，代替老天爷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