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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汉文化最初的起点在中原与河西地区，从狭义上讲中原就是河南；从广义上讲，中原还包括了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和淮北。在秦以前，这一片区域是中原王朝的根本。
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和部分安徽、江苏，还有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贵是在秦灭六国之后才并入中原王朝版图的，不过一直到了唐朝，中央朝廷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大多采取了羁縻政策。
广东、广西、福建历史上被称作岭南，一直属于越族活动区域。福建有闽越东瓯，广东有南越，广西有西瓯，越南有骆越，统称为“百越”。
虽然秦朝派遣大军把百越征服了，但由于地理限制，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正式设立九郡。不过一直到了宋代，岭南地区依旧是交通不便的蛮荒之地，山林遍布、耕地稀少，经济、农业都比较落后。
有道是穷则生变，在宋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推动下，广东、福建两地陆续出现了比较大的港口城市，比如广州、泉州、漳州等，当地百姓纯粹就是为了生存才驾船出海，脑子里并没有太多条条框框。
江浙地区在三国时期和广东福建的情况类似，东吴占据的广袤地区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缓慢。但从晋元帝开始一直到南宋时期，三次衣冠南渡给当地带来了根本上的改变。
从中原地区渡江逃避战乱的人群，不光给江浙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让上百万中原王朝的精英人士扎根落户到了江南。
这些人不光有钱、还有成系统的文化和科技，很快就让江浙地区成为了富庶所在，同时也带来了另一样东西，家族传承！随着北方战乱不断，江浙地区不光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汉文化，甚至取而代之。
而汉文化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学而优则仕。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要玩命学习去当官呢？两个字，抓权。那权又有什么用呢？除了能让人施展抱负之外，权最大的作用就是捞钱。
这就是广东福建的官僚士绅和江浙官僚士绅们的核心价值观差异。前者习惯把眼光往外看，孜孜不倦的寻找着挣钱的机会，且不管有多危险，只要妈祖没亲口说不就义无反顾的去试试。
贫瘠的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土地的眷恋，只能往外看，内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饿死。哪里能活下去哪里就是家，任何风险也比不上大海的残酷，连大自然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更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故乡只是个精神依托，没有太强的实际意义。什么地方水草丰美什么地方就是家，只要利益足够多，改变起来没什么心理和文化上的羁绊。
但江浙地区是标准的农耕文明，在土地面前任何资产都是浮云，谁拥有了更多土地和佃户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足。
而土地是无法携带的，也不能太远。和苏州地主讲，在越南有一大片肥沃的无主之地，只要去了就能发财，是毫无意义的。离家太远了，无法有效控制，因为想彻底拥有土地所有权，光有钱没用，必须得有权。
他们就像是大树，茁壮的程度不取决于树冠的繁华，而是要往地表下面看。谁的根脉扎的深、网络大，谁就能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如果树下面的土壤养分、水源不足了，就把根脉继续向周围生长，去和其它树木争抢，不死不休，内卷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换一块肥沃的土地不成吗？太难了，古人说的好，人挪活树挪死。根系越庞大、树干越高大，更换到新环境里的存活几率越小。
农耕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总结提炼的精华。放弃熟悉的一切还有几辈子人的努力，去做根本没见过更把控不了的事情，就像让大树挪地方。
所以新政再好，对于他们而言却无异于挖断了根脉，和抄家灭族的效果基本相等。即便知道对抗起来很危险，成功率还不高，也得硬着头皮上，没得选。
“说来惭愧，某在古田整日面对铜臭之辈，虽竭力抗争却孤掌难鸣。与其同流合污，不如急流勇退。”
张邦仁的情况和杨德周相似，他在福建古田任知县。当地不靠海，新政推广的相对较晚，刚开始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能凑合做下去。
但晚不代表不来，当新政顺着闽江北上到古田时他就有点顶不住了，若不是同为宁波老乡的福建左布政使丁继嗣百般回护，怕是等不到今天早就被罢官了。
“齐庄、上方、叔田，丢了官职没什么可惜的，据我所知，近三两个月江浙各州府辞官致仕者不下四五十人。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昏君一意孤行，我等又能奈何？”
听着杨德周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