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男爵绝对算得上是奥地利帝国官场上的一个异类，当然也正因为有这个异类的存在，才能让弗兰茨省下很多“行政成本”。
不过这位老兄虽然于国是栋梁之材，但是于家可谓是家门不幸。
由于布鲁克男爵的不合群，让他得罪了很多人。虽然奥地利国内不会像加利福尼亚那么狂野，但是给这位帝国中央银行行长，皇室的财政顾问偷偷下绊子的事情却并不少。
有些人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他的亲族大多只是一些凡人。于是乎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布鲁克家族的其他人生活之艰难，甚至堪比英国工厂里的工人，毕竟如果有人时刻盯着你，并且用最高标准要求你，那样的日子一定生不如死。
布鲁克对家人狠，对自己要求更狠，历史上他便是因为自证清白而死。
弗兰茨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所以便给帝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中央银行对面盖了一所府邸。
最起码男爵先生可以搬出他住了几十年的阁楼了，在寸土寸金的帝都，男爵先生的薪俸确实有些不够看。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奥地利帝国的文官数量庞大，再加上财政问题，所以薪俸一直都很低。
但帝国又有铺张浪费的传统，社会上应酬交际又非常多，所以反过来又助长了贪污的风气。
不过在弗兰茨极力的主张下，奥地利帝国文官的工资已经上涨过很多次了，最起码能养活全家，还有一些余钱可以进行不那么奢侈的消费。
但这也引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文官的资格更难获得，有更多人想要钻国家的空子吃空饷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梅特涅亲王反对给奥地利的文官集团加薪的重要原因，科罗拉夫伯爵倒是支持加薪，因为后者觉得不加薪那些蛀虫的危害会更大。
除了府邸和保镖以外，弗兰茨还给布鲁克男爵的家族成员每人提供了一笔年金，作为其多年来为皇室尽忠职守的犒赏。
虽然数额不大，但是足够他们在乡下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贪污、腐败、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在十九世纪实在太过普遍甚至有不少都是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弗兰茨很清楚这一切，但却无法操之过急。
有些病不是一天形成的，自然也很难在一天之内全部祛除。而且药用得不对还可能适得其反，祛病的同时还需要强身健体，否则一剂勐药下去人可能和病一起没了。
所以扶正祛邪两者缺一不可。
说到扶正不得不提一句奥地利帝国的教育了，试点教育已经初见成效，一大批教会学校在国家的支持下拔地而起。
不过这些学校主要建在内来塔尼亚和皇室领地，因为弗兰茨不清楚1848年的时候世界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疯狂会不会吞噬了人性。
为了避免一些人间惨剧的发生，弗兰茨还是决定将他心心念念的全民教育向后拖一拖。
至于皇室领地弗兰茨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已经在这些地方培养出最基本的组织架构，哪怕是发生战争这些人也能团结在一起保卫自己的财产。
其实就是用一些“符合标准”的待业大学生，再加上一批“忠诚”的退伍军官，这些人平时算是奥地利社会上比较没用的一群人，但是放在基层却正合适。
实际上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无数的教堂和教士在充当着润滑剂。不要小看这群神棍的作用，他们在此时底层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庄和田地，他们出生的时候要接受神职人员的洗礼，之后的婚礼、葬礼也都是神父们主持。
尤其是一些小地方的本堂神父，就好像是南方地区的祠堂族长一样有权威性。
这些人待在一起组成的骨架，再加上完成了忠君爱国教育的民众就可以形成一个个坚不可破的堡垒。
奥地利的基础教育除了扫盲，便是提高民众对国家的服从性也就是所谓的忠君爱国。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普鲁士早在威廉三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忠君爱国教育，他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建立国家意识。
毕竟当时的德意志人，对于国家这个概念实在不强烈，比如奥地利的军队里经常会有黑森人、巴伐利亚、萨克森人，甚至是汉诺威人。
德意志诸邦混战的时候，大家都是凭喜好随便加入哪一国的军队。比如朱利叶斯·雅各布·冯·海瑙将军实际上就是个黑森人，而萨克森的陆军元帅则是个符腾堡人。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决定结束这种乱象，他在大教育家洪堡的建议下开始对传统宣战，要求人民对国家忠诚，对君主尊重，所以普鲁士人很少为其他国家而战。
反观历史上奥地利人这点就做得很不好，甚至让某个练如来逆掌的家伙被人误会是德国人。
普鲁士人的做法很多都流传到现代，比如升旗仪式、唱国歌、弘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