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单位普遍给职工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让职工全家人过上一个宽松富裕的年。但是春节后，人们的消费能力明显减弱，猪肉吃不起了。
在农村，从春节过后到小麦收获之前的阶段被称为“青黄不接”，到了八十年代这个阶段吃饭没有问题了，但“吃得好”还做不到。
城乡猪肉消费量直线下降。
但是，养猪户的生猪还是照样卖，把县食品公司的所有猪圈都占满了。
为了清圈，让已经够出圈重量的生猪继续出圈，以保护养猪户的积极性，县里下发文件，除个别少数民族以外，所有领工资的干部、工人，每人买十斤猪肉，猪肉钱个人承担一半，单位补贴一半。养猪户卖一头猪，必须自己买二十斤肉。
当时人们给这种个人吃肉单位补贴的肉起了个哭笑不得的名称：吃“爱國肉”。
凡八十年代初以前在单位工作的国人，都有一段吃“爱國肉”的历史。
机关单位里，有的四口之家四个人拿工资，几天内买回四十斤肉，那时家庭又没有冰箱，只好往在农村的亲戚家送。
龙山乡的罐头厂恰在这时建成投产，按照政策规定内最低价格全部收购了本乡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还为附近好几个乡镇解决了“卖猪难”问题。
仅为这件事，党委书记袁清连和乡长唐宏胜在全县相关会议上均受过多次表扬。
紧接着，新闻媒体对山后村的经济发展发起了排山倒海般地宣传报道。
这波宣传浪潮起源于从龙山调走的袁娜娜在省广播电台播发的一篇录音报道《龙山不见“卖猪难”》。
省党报一位记者从电台上听到了这篇报道后到龙山采访，发现了比这篇广播稿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线索，到山后村作了一番采访，在省党报一版位置刊发了一篇通讯《龙山脚下春潮涌——记洪蒙山区第一个“万元户”村》。
八十年代初“万元户”在全国范围内是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万元户”在城乡居民中都是生活富裕的标志。一个远离城镇、三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平均每户收入超万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于是，全国、省内，更多的媒体记者蜂涌而来，更多的新闻线索被挖掘出来，有文字的，有声的，有影的（不过那时电视还不普及，村里人看不到），铺天盖地而来：有写村里发展长毛兔养殖的，《兔子尾巴长（zhang）长(chang)了》；有反映村里发展草编业的，《玉米秸子挑大梁》；有写村风变化的，《噘街村变迁记》等等。到了后来，记者们追根刨底，一家中央报纸把周胜利驻点的过程也挖了出来，发表了一篇通讯《山村来了“儿童团”》。
山后村出名，附带着龙山乡和洪蒙县都出了名。上级领导不仅关zhu到龙山乡，也关zhu到龙山乡的领导层。
在界中调整中，乡党委书记袁清连被提拔到县里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正式迈入了县级领导干部行列。
袁清连提拔后空出了党委书记的位置，按惯例如果不是组织上外派的话就是从乡里现有干部中续职。但是乡长唐宏胜已到退居二线年龄，不仅不能提拔，马上要免去实职。
龙山乡还有两位副书记：田国光和周胜利。
唐宏达的意见是，党委书记从县里空降，乡长由田国光担任。他还推荐了空降的人选：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存发道：“乡镇的一把手最好是从有过乡镇领导工作经历的干部中选，毕竟在上面做文字工作、给领导搞服务和发展经济、主管一方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在用人上组织部长的意见就是一把手的意见。
唐宏达一直在与常清明争力，在主政一方的乡镇一把手的安排上更是寸步不让，“在领导机关长期做文字工作的同志工作更有思路，为领导服务时间长了能学到领导同志的工作方法，请不要对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带有成见。”
唐宏胜主是从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位置上提拔任县长的，最忌讳人说从机关下来的干部不能主政一方。
刘存发继续发言：“我个人认为周胜利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一，他学历高，年纪轻，事业心强，符合干部‘四化’标准；其二……”
“同志，我们是选领导，不是选状元。”
唐宏达不客气地打断了刘存发的发言，“周胜利同志的学历的确比我们在座的各位高，我们提拔他担任副书记、副乡长时已经考虑过学历因素了。他只有二十二岁，刚工作两年，提拔得已经够快的了。”
乡镇两个正职的任命基本上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两的人的搏奕，与别人关系不大。
刘存发是常清明线上的人，又管干部，研究人事的会议上是常清明的代言人。唐宏达在县政府搞一言堂，不给常务副县长一点超越其他副县长的权力，所以常务副县长也不帮他说话。
常清明很清楚，在自己的观点没有明确之前，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