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窗户上传来“邦……”、“邦邦”一长两短两下敲击声。毛大明知道这是自己的心腹，负责警卫自己代号“旱魃”的谭庆林少尉。毛大明低低的“嗯”了一声，披上了羊皮大氅。门开处，“呜”的一声响，一股寒风挟着雪花吹进屋来，毛大明冻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在风雪中，谭庆林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军统滨江组女报务员兼医生关秀珍少尉。关秀珍二十二三岁，自幼裹足，虽然鞋弓袜小，很难得的是行走如飞。她生得凸颧骨，薄嘴唇，身材高瘦，站在毛大明面前，两手搭在髀间，张着两脚，就像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故乡》中描写的杨二嫂那样，犹如一支细脚伶仃的圆规。让人冷不丁一看，根本不像女特工。
按照毛大明的本意，军统滨江组是不应该有女情报员的。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需要男人的呵护。从古至今，战争从来就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尤其是战斗在敌后，随时都可能被俘、牺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的本质是残酷的，女人的天性是温柔善良的。女人被卷入战争，已经是人类的不幸，而女人一旦成为俘虏，她们的命运则更为悲惨。
毛大明不是不知道女性由于固有的优势，有许多谍报工作是很适合女性来做的。可是，女谍一旦被俘，其所受的苦难或侮辱更远甚于女军人，真可谓生不如死。尤其是落入灭绝人性的小鬼子手中，所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更是令人想都不敢想，想死都难。
作为一名军人，只要走上战场，就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可能：一是牺牲，二是被俘。被俘本身并不是耻辱，在自身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俘是军人不得已的正当可能。然而，这种可能却不属于女性。在战场上，当女军人面临绝境时，她们的选择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牺牲。牺牲虽然可怕，但对于女军人来说，被俘是比牺牲更加可怕的事情。任何善良人都绝难想象，女军人一旦落入敌军手中，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一切！
几个月前发生在牡丹江林口乌斯浑河的抗日联军“八女投江”壮举，令毛大明十分震惊。八名女战士被日伪围困在河边，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她们面对日伪的逼降，誓死不屈，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壮烈殉国。毛大明虽然和集体沉江的八名女战士信仰不同，他对对方的信仰也颇不以为然，但毕竟是共同抗击侵略者的中国军人。消息传来，平时素以冷酷、果毅著称的毛大明的眼睛也不由得湿润了。毛大明既愤怒又心痛，不由得连连摇头：“唉……女人，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舍生忘死的抗击侵略者，那是男人的事情！”
有仇不报非君子！你给我一拳，我转过身来必须给你一脚！有仇不报，不是无能，就是无知。面对强敌，你懦弱，是无能；面对豺狼蛇蝎一般的恶人，你抱有幻想，是无知。仇要报，是人性；恩要还，是良心。宽容，当然也要，但绝对不能成了对恶的纵容。军统本身就是个有仇必报的组织，毛大明已经充分继承了军统的这个传统。投江的八个女兵虽然和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他仍然愤恨难消。为了出这口恶气，毛大明愤怒之余命令谭庆林实施报复行动，带人去傅家店十六道街新世界大酒店的新江泉澡堂子杀了八个小鬼子。
傅家店十六道街也叫作傅家店的四家子。那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一应俱全。不仅小商贩、成衣、作坊、当铺、估衣、古铁、棚铺、农具、车店、食摊、理发、池塘等等。大都集中这里，而且商铺、饭店、旅馆、戏院、影院等也都集中这里。当时曾经流行着“新世界吃个饱，新江泉洗个澡，大舞台叫个好，荟芳里睡个倒”的顺口溜。楼台灯火，颇盛一时。
谭庆林的身手不错，天生就是个行动特工的料。他带着两个身手他还算看得上眼的军统滨江组特工，每人一把三八大盖儿上专用的30年式友坂刺刀，摸进了新江泉澡堂子。活该八个小鬼子该死，正在澡堂子里泡得舒服着呢，就被三个眼珠子都红了的特工抹了脖子。
只杀八个小鬼子毛大明还不解气，他特意嘱咐谭庆林把八颗鬼头扔到了哈尔滨现在南岗区邮政街与建设街交汇处的小鬼子宪兵司令部的大门前。谭庆林又用小鬼子的血在一个小日本鬼子的兜裆布上写下“禽兽下场”四个血红的大字，落款是：中华抗日铁血锄奸团！
抗日铁血锄奸团是民国史上素有“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所创。王亚樵曾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自任会长，颇得人们拥护，从此当上了“安徽帮”的领袖。在斗败了杜月笙、黄金荣之后，王亚樵一时颇有声势，财源广开，日子要比金九、安昌浩好过得多。后来王亚樵把他的秘密社团改组为铁血锄奸团。铁血锄奸团专门针对卖国求荣、罪大恶极的汉奸加以攻击暗杀，除非不得已，直接诛杀小鬼子并不多。铁血锄奸团在山东、南京、上海、东北等地区广泛活动，名声极大，令日伪胆寒。
毛大明虽然快意恩仇，可并不是莽夫。不然的话，怎么会被成为“白毛老狐狸”呢？他命令谭庆林留下“中华抗日铁血锄奸团”的血简，也是为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