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之前没有丝毫苗头，所以在事件发生后下面的锦衣卫深知此事闹大了，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报上来，怕是也在下面收集相关情报再一起往上报，否则以锦衣卫的家法，那也是狠厉出了名的。对于内阁的票拟，嘉靖皇帝不置可否，直接把手里的奏疏丢在御书桉上。皇帝没有表态，黄锦也不敢做出批红，只是小心翼翼的把奏疏收好放在御书桉中间，这代表着这份奏疏暂时被留中。在外界看来，缉捕这些逃入太湖的匪盗应该是此时的第一要务，可是在嘉靖皇帝看来却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苏州知府在事件发生后能够从容召集兵勇沿街缉捕乱民，足以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不过都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攻下巡抚驻地，翁大立这个废物居然如此不堪。处理这些乱民，交给地方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事件的起因他必须知道，还有现在整个江南各州府是否也和苏州府一样，民怨甚大。剿倭已经多少年了，现在倭寇匪首王直还被看押在大牢里，可是倭乱却依旧未被剿灭。王直，已经没什么用了。嘉靖皇帝这个时候也醒悟过来。之前一直没有处决王直，就是因为嘉靖皇帝也希望倭寇能够投鼠忌器，有他们的首领在朝廷手中，或许会让他们有所约束。但是现在看来，胡宗宪的想法错了。江南百姓因为加征赋役和厘金，民怨沸腾是肯定的，类似奏章嘉靖皇帝也看过。不过他也没有办法，不征收这笔钱朝廷就没有银子支付军饷，卫所军战力不堪，而胡宗宪所奏报谭纶和戚继光所编练浙江新军还未成形，有人没有多强的战斗力，还是要靠卫所兵里面那些贪财之人效命了。钱是英雄胆，现在那些能战的卫所兵之所以没有跑，也就是因为每次打完仗后会有赏钱发下去。嘉靖皇帝此时产生了不能任由江南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念头，而首先他必须了解江南各州府的实情。看来，还得派个信得过的人下去看看。通过锦衣卫系统本来是最好的途径，可是江南现在掌舵的是胡宗宪，牵扯到严嵩，嘉靖皇帝也不敢完全信任陆炳的操守。赵文华怎么死的？他都有心放他一马，可人最终还是死了。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多问，但是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判断。至于赵文华的家人，既然人死了，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这才有了抄家和子孙充军户世代偿还侵吞公款的事情。现在江南官场是个什么样子，嘉靖皇帝其实比谁都知道，相对于北直隶，那里更是山高皇帝远。有了这样的环境，胡宗宪在那里怕也不会干净，让锦衣卫出去查，也不知道会报什么上来。官员操守，嘉靖皇帝早就不去奢望。现在他的要求也不高，那就是把治下百姓管好，把朝廷交待的公务办好就行了，只要不捅出篓子来，他都懒得去管。但是苏州府事让他开始警惕，江南经过多年的剿倭，怕是百姓情绪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闹不好会生出大变。派人去看，派什么人去？北方籍贯的官员还是南方籍贯的官员？一切，都在嘉靖皇帝脑海中快速盘算着，只是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现出来，在黄锦等太监看来，皇帝现在就是在发呆，似乎是因为苏州府之事受到打击一样。随着江南消息持续快马送到京城，苏州府之事的真相也逐渐传开，在这个时候，魏广德也才知道诱发此次事件的原因。自嘉靖三十一年倭乱大爆发以后，时有倭寇窜至苏州近郊，苏州官府招集地方壮士武装抗倭。随着官府对剿倭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越来越大，倭寇除了在沿海府县肆虐外，已经越来越难以进入内地州府，自此苏州官府召集的民间义勇自然需要裁撤。只是，当初召集义勇之时却未觉察召集到的都是些什么人。明朝自弘治朝开始，江南地主生活日益奢逸，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中下层地方绅士日益流氓化。苏州城内的官宦权豪子女、落第秀才和无业文痞，有些人终日无所事事，与当地不思生产的流氓、地痞等游手好闲之辈相勾结，依仗权势横行不法，于街衢巷尾处游手好闲，群聚斗殴饮酒狎妓，引以为乐，严重扰害当地的社会治安。人们将这些有地方士绅背景的混混称之为“恶少”，又有“打行”、“札火”、“白拉”等多种诨名。这帮人或“逞其拳勇，凡抢亲、抗霜、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若辈”或“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氓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赀不止”，普通百姓被欺辱者，有“徒手哭归者，有饥馁嗟怨、被殴伤者”，一时深为民害。倭患日炽，这帮人乘机投入地方义勇中，穿上官兵号衣却可继续扰害民众。要说应天巡抚翁大立其实也没做什么出格之事，不过是明令府县严加痛治，督导府县缉捕诸恶少，并列出为首者名单四处索拿。这本是保境安民之策，只是不想却被这些“恶少”提前知道，毕竟他们中领头的不少都是“二代”，消息灵通的很。惊惧之下，诸“恶少”饮血为盟，用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乘夜攻吴县、长洲和苏州卫，劫狱囚，鼓噪，攻都察院，噼门而入，翁大立携其妻子越墙逃去。诸恶少气势益盛，复纠众欲劫苏州府治，掠府库。要知道，苏松二府的富庶可是冠绝天下，府库中所存财货也是非常惊人的，更何况现今胡宗宪从南直隶征收的赋役、厘金不少就存放在此。幸好苏州知府王道行处事果敢，召兵镇压，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事。了解到详情，虽然知道翁大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