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悄悄地过着，我和小伙伴儿们每天玩得很开心。金宝和俊英是我最好的小伙伴儿，我和俊英是女孩，金宝是男孩，但是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并排搂着脖子走，也没有感觉什么不应该，很自然，很随意。
直到有一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在我家院子里堂屋西边的棚子里玩，玩过家家，金宝是爹，我是娘，俊英是女儿，在棚子靠堂屋的墙边的两边用砖头架起的木板上，摆放着生活所用的所谓“锅碗瓢盆、筷子、勺子”等东西，我们认真地模仿大人们说话和神态，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我还把俊英抱在怀里有模有样地喂饭。
然后，到休息时间了，我们过家家的一家三口便躺倒在地上铺着厚厚麦秸秆的“床上”睡觉。突然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们“床“前，硬是把我给拖走了，金宝和俊英也懵懵的，慢慢各回各家了。
东屋很破，我们全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它拆掉，重新再盖新房。但劳力就只有爸爸一人，如果请别人帮忙，倒不用像现在那样出工资，那时候出工资反而是不正常，是资本家行为，跟地主一样没有区别。只是需要管饭，但家里管饭这件事儿，是我们负担不起的，本来家里的口粮就不足，于是决定我们动手自己干，但是哥哥们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15、6岁，这样看来就只能是爸爸一个人干了。
“轰隆”一声巨响，爸爸费尽力气终于把东屋的一面墙弄倒了，尘土飞扬，爸爸满头土和着汗水，狼狈不堪。大哥二哥帮着搬砖，挪动倒塌下来的屋顶的梁檩木料。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显得力不从心。
“你们看这是什么？”大哥兴奋地嚷嚷着。
我们凑过去看，妈妈和姥姥也凑过来。只见在倒塌的砖墙夹层里有两颗手榴弹，爸爸说:“你们都躲到堂屋去！”我们于是都快速躲到堂屋，隔着门缝惊恐地望着外面。
只见爸爸拿了一个筐，放到倒塌墙壁旁边，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其中一颗手榴弹的把儿拎了起来，慢慢地放到筐里，然后又慢慢把另一颗手榴弹再放到筐里，接着他拎起筐，慢慢小心翼翼地把筐拎到了家里靠南墙跟的“红薯井”（因为是放红薯或其他东西起冷窖作用的，井里面并没有水）口旁边，又拿来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筐上面的提手儿，然后慢慢地把筐顺进了“红薯井”里，把绳子系在“红薯井”旁边枣树上。这时候，爸爸才重重地出了一口长气，擦了擦额头上混着尘土的汗水。我和哥哥们和妈妈和姥姥这时候才悄悄推开堂屋门，慢慢走出来。
下午吃完饭，爸爸又让我们在堂屋不要动，他自己又来到“红薯井”旁边，把筐又拎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旋开一个手榴弹把儿上的盖儿，漏出里面的引线，然后用事先找好的线拴到手榴弹引线上。接着同样对另一颗手榴弹也这样操作一番，然后把筐再顺到“红薯井”里，紧接着他把两条引线慢慢顺到影壁墙后面，这时候，他转头看了看堂屋，我们几个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呼吸声清晰可闻。爸爸猛一拽那两根引线，“轰轰”两声巨响却没有如约而至，死一般的寂静。爸爸又把筐提了上来，看看两颗手榴弹引线已被扯断，很明显，手榴弹年久潮湿，早已经不能炸开了，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接下来几天，爸爸在费力拆东屋，大哥二哥帮忙，我们几个小的也蚂蚁衔骨头似的，尽力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轰隆”一声，最南边这间房顶的檩条掉了下来，我们几个小孩都在最北边搬砖，爸爸一人在最南边那间屋子干活，以为没有什么事，可过了好久，没有任何声响，大哥觉得奇怪，喊了一声爸，却没人应声，又连喊数声，仍没有人答应，妈妈和姥姥感觉事情不妙，都齐向最南边那间屋走过去。
只见爸爸躺在地上，一根檩条的末端砸在爸爸头上，鲜血顺着脸流下来，地上也有血。妈妈和姥姥都哭了起来，霎时间，哭声一片，喊声一片。
这时候，大哥毕竟是小男子汉，急忙跑出家门喊来了本家的舅舅和邻居们，他们七手八脚把爸爸抬到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们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半天，急忙说“赶紧去县医院”。几个舅舅和妈妈去了县医院，我们几个小孩子和姥姥都没有去县医院。
第二天县医院传来消息，爸爸不治身亡。
就这样，爸走了。
出殡那天，舅舅们帮着跑前跑后，县医院花尽了家里的积蓄，再也拿不出钱了，舅舅们帮着出钱，妗子们难免说三道四，数落舅舅们，舅舅们咬着牙，不吭声。
一辆马车上放着爸爸的棺材，上面有纸钱、招魂幡儿之类的东西随风飘摇，人们都戴孝帽，前面坐着妈妈和姥姥和二哥三哥四哥，妈妈抱着我。紧随马车后披麻戴孝的大哥一脸愁容，泪水肆流，二哥三哥四哥却没有什么反应，尤其三哥四哥还互相你蹬我一脚，我蹬你一脚地闹着，嬉笑着。他们还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来会怎么样，我更是一脸懵然。没想到这又是人生的一次劫数。
到达墓地，舅舅们帮着把爸爸下葬。叔叔也来了，他很木讷。脸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