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心，班庆涛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在他看来，大明西北的公众健康水平很低，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下各种大疫的记录也就不足为怪了，特别是穷人，卫生条件差，村镇发生经常性的瘟疫，不过已经习以为常，没几个人会在意。
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瘟疫首先在山西爆发，这场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
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
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班庆涛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然后开始查找史书记载，越看越心惊，脑补出这样一幅惨况：
在崇祯10—14年间，中国华北连续发生了4年的干旱，崇祯十四年，山西北部一处春旱荒原上，一只因体内鼠瘟病菌滋生，堵塞了消化道，不能吸食血液的跳蚤，跳到一只灰鼠身上，拼命撕咬，结果被咬伤的灰鼠，身上就多了一种鼠疫病菌。
瘟疫细菌在这个比跳蚤还要大上许多倍的地方繁殖得更快，十几个小时后，这只鼠开始发烧，内脏开始溃烂。当灰鼠死亡的时候，它身上的瘟疫病菌就会传染给附近的小鼠，然后再由一家老鼠传染给另一家。
常年的干旱，食物的匮乏，让老鼠变得更加虚弱，免疫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差，很快，整个区域就被瘟疫覆盖，干旱和缺水也使得鼠疫菌繁殖得更快。
没过多久，一大群带着细菌的老鼠就因为高温而变得燥热起来，它们四处寻找水源，而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鼠被感染，加入到了迁徙的队伍中。
崇祯十四年夏，一大群老鼠突然出现在中国内陆地区，它们互相咬着尾巴，越过河流，进入了安徽、河南、河北等省份。
崇祯年间，五成是大旱之年，旱灾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国民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卫生状况极差。
崇祯十四年的时候，中国内陆地区还处于干旱之中，河北的春天几乎没有雨水，老鼠们没有水喝，只能继续向南走。
与此同时，饥荒中的百姓慌不择食，开始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掉路边的老鼠，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终于爆发了。
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
京师大疫，天津大疫。
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
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越看越心惊的班庆涛查到《明季北略》卷十九《志异》的记录：
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瘟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花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几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
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恭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名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瘟疫毙命，死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
有的新婚之家，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礼上，有人骑马而行，正在说话，后面的人已经死去。
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
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
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共二十余万也。
凡客游宦游，无不预写家书，恐不及作嘱语，大内亦然。
张天师辑瑞入都，出春明不远，急追入谕其书符喷咒，唪经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减。
班庆涛作为传染病学专家，明白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