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苦心研读三国历史的刘协,早就过了那种只想做一做‘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美梦的初级水平。越往下钻,刘协便越有所感悟,汉末的朝廷,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似乎无解的死循环当中。
那个可悲的循环原点,就是汉代所讲究的君王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桎楛。确切来说,是君王同贵族共治天下。毕竟,这个时代的士大夫,同宋代的士大夫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宋代的士大夫,是十年寒窗从科举中考出来的,属于职业经理人的范畴,受皇家的聘请来为皇家出谋划策。而汉代的士大夫,却是世代的豪绅大阀,他们把持着不亚于皇帝一般的权力,个个为家族计,将整个江山搞得乌烟瘴气。
最明显的,就是汉末外戚和宦官这两个阶层。但这两个阶层对于整个汉代来说,不过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土包子集团。真正的世家大族,还是那些不显山、不露水却维持着家族命脉、掌握着舆论口舌以及门生故吏遍及天下的老牌儿经学大家。
这些家族,他们在王朝兴盛的时候,可以出入朝堂推行他们的经学理论,与汉室共治天下。而待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收敛起羽翼、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家族利益。在汉代这样的大环境当中,他们几乎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他们享有着在刘协看来根本不合道理的特权,他们可以不交租、不纳税、不承担徭役。所以他们便可以短期内聚敛大量的钱财。只需一点点的灾荒人祸,他们就可以用这些特权,吞并百姓的土地,从而使自己的家族急剧膨胀起来。
而这就是汉朝末期富家良田前倾、贫者
无立锥之地的原因,大量的土地兼并,逼得百姓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揭竿而起。
并且,更可悲的是,刘协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打消他们这个特殊阶层。因为这个阶层发展到汉末,已经成为了汉室的一颗真正毒瘤,早已同汉室的心脏血脉联系到了一起。
正如今日朝堂之上,钟繇半分不敢说出动那些士族大阀的土地一样。因为钟繇也清楚,一旦刘协准备向这些大族开刀,那如今虚弱无比的汉室立时就会被抽离心脉,成为一具只能在痛苦中等死的患者。
因为这个时候的朝堂,依靠的就是这些士族大阀的支持。所有的行政运作、所有的官吏大员,都是这个网中的节点。
汉代的选材制度,是察举制。
察,就是朝廷由上而下征辟人才。可能征辟的是那些人呢?自然是那些有条件读书识字的士族中人。
而举荐制,就是由下而上向朝廷推举孝廉。这样的孝廉水分实在太足了,往往都是这个士族圈儿当中,你推举我的子弟,我保举你的子弟这般彼此关照着。如此陈陈相因积淀下来,满朝自然尽是士族子弟。
倘若刘协稍微露出与这个特权阶层动手的苗头儿,刘协敢保证,汉室必然会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所有的官员一同反对自己,这样的势力,可要比对付一个武人董卓和区区一个王允要猛烈地太多。
但刘协却又不能不对他们动手。
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得苍生黎庶朝不保夕,手中没有半寸赖以存活的土地。
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得整个朝堂的风向变得华而不实,只能停留在儒家那套听似美好却一厢情愿的政治理念当
中。
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厌恶武人,他们歧视异族,他们逼得刘协无法收拢今日穷困来投的匈奴之心。使得看似曾经强盛的汉朝,只能成为一座排外封闭、半分没有包容进取的牢笼。
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靠着土地兼并,势力越发强大,越发吞噬挤压着汉室的生存空间;同时,他们因为势力强大,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朝堂,继而进一步把持朝政。随后,因为他们把持着朝政,便开始排挤武人、异族人进入这个权力中心……
由此,便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循环之路。
“如此说来,陛下连一点对付它们的办法都没有吗?”听着刘协第一次这般抽丝剥茧的将汉室的症结道来,伏寿纵然再对朝政不感兴趣,也渐渐变得花容失色起来。因为她听得出来,这不是刘协危言耸听,而是精辟入里的深刻剖析。
面对伏寿这样的问题,刘协的回答却只能是一丝苦笑。
作为一位提前预知了一千八百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穿越者,一位可以高屋建瓴俯视这个时代的现代人,刘协难道就没有切实可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吗?
答案自然是有的。
西汉年间,汉武大帝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困境。他便颁出了‘推恩令’,一层层削减贵族的特权,使得他们无力同汉室朝堂抗衡。当然,推恩令也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因为那些不靠继承祖上的爵位,反而靠着察举制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又成了新兴的、且更顽固隐秘的特权阶层。
刘协面对的,是要比汉武帝时期,更有文化、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