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夜，窗外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雪花大如白蝴蝶，落在地上发出扑扑的声音。
泥草屋纸糊的窗户泛着煤油灯发出的昏黄的光，屋内有位妇人即将分娩。满脸皱纹的接生婆吴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指挥家里的女眷忙着烧水。十一点，一个男婴诞生了，面红耳赤，两眼紧闭，皱着眉头，他仿佛并不情愿来到这个世界，只哭了几声，启动了肺部换气功能，便开始睡觉了。这位二十六岁的妇人，就是我的母亲，这个男婴就是我。
此刻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十一点，我降生在长白山余脉一座山村的一户人家里，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这户人家的祖上——也就是我的父亲的曾祖父、曾祖母，来自山东莱阳，在清末民初，随着闯关东的流民队伍流落到辽东山区，至今已是第五代人。父亲的曾祖父、曾祖母原本是表弟和表嫂关系，曾祖父的表哥先行来到东北，随后一直杳无音信。表弟陪着表嫂千里迢迢来寻夫，兵荒马乱，始终没有找到表哥，两人只好相依为命结成夫妻，定居到桓仁县，有了下一代。经过几代人辛勤劳作，到了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那两代，家里有了房子、田地和两皮匣子银元，日子过得已经很好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为防止老百姓暗中支持各路抗日力量，禁止他们在沟沟岔岔分散居住，放火烧掉了他们的家园。祖父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年幼的伯父，一头是仅剩的一点家当，带着家人逃难到兴清县，落脚到这座山村，给王姓村长家当了佃户。祖父带着二祖父给王家种田，是长工里的头人。祖母常年给王家长工做饭。几年后，又积攒了一些钱，在谷仓沟买了一块田地，盖起房子，陆续又有了我的父亲和叔叔。解放后，政府号召归屯，就是要求散落在沟沟岔岔的人家回村里集中居住，祖父带着一家人再次回到村里，先是租住在河西，待到三个儿子陆续长大，快要成家，又在河东盖了一趟房子，一共四间，全家人分住各间，共用一个大院子。我就出生在这里。
此时此刻，我就独自坐在炕上。炕尾沿着墙壁放有一个炕柜，是父母结婚时，从县城的国营木器社买的，长两米多，宽将近半米，高大约五十厘米，刷着紫红色的天然漆。两个柜门和另外四个隔断面，一共镶嵌着六块水银玻璃镜，镜子在里侧画有各种花鸟图案。柜子底部有四只抽屉，里面放有一些日用小物件和父亲的书本文具。我独自坐在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花鸟图案，恍惚间就走了进去，与松树上的两只丹顶鹤玩耍，跟荷花下的鸭子说话，直到窗外有人经过，隔着玻璃对着盘坐在炕上的我问道：“小孩儿，就你一个人在家？”那个人是城里来的知青，叫马玉林，他和其他几个知青就借住在大伯家，晚上就睡在北炕上。他跟我的父亲叫二哥，母亲叫二嫂。他真废话，父亲去学校教书，母亲下田干农活，两个哥哥去上学了，自然就只剩了我一个人在家。我没有理睬他，因为我还不到一周岁，还不便开口说话。不到一周岁就会说话，这违反常理，违反常理的事最好不要做。这时候，母亲扛着锄头回来了。马玉林就又和她说：“这孩子真省心，才七八个月大，自己在家不哭不闹。二嫂你心真大！”我没有理睬他们，继续低头把玩抽屉里的书本文具。
现在我十一个月大了，学会了走路，可以下地行走了。房子东边两间住着伯父一家，我偶尔独自溜达过去看一看。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他在刚成立人民公社时，带头下田干活，初春的稻田结着冰茬，他没有水靴，赤脚在水里劳作，患上急性肾炎，卧病不起，这位村里第一位县劳模几天后就去世了。祖母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仓房里上吊自尽了。现在，只有二祖父这个老光棍与伯父一家同住。二祖父的铺盖卷在北炕头，我时常爬上去玩他的火镰，那是一种古老的取火工具，在我眼里是个神奇的东西。快速打擦两块石英石，就能打出火花，引燃一种特殊的絮状物，代替两分钱一包的火柴点烟斗。人们说光棍汉的东西动不得，但是我却动了。有一次，还把他的火石弄丢一块，二祖父发现后却并未生气。
房子西边一间住着叔叔一家，我偶尔也过去看一看。他家西墙头接出半间偏厦做厨房，屋里显得比我家大一些，但是没有我家整洁，桃木炕沿总是沾满灰尘与其它脏物，原因显然在于婶子。
房子的前面是用碗口粗原木制成的栅栏，圈成一个大院子，我时常独自在院子里玩耍。有一次，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我站立不住，慌忙趴在地上，死死抱住一截大粗木头。母亲从房子里冲出来，见状忍不住笑了说：“这孩子倒是有心眼呢！”
院子东侧是原木垒成的仓房和猪圈，仓房北端和房子之间有一条斜上坡的小道，小道尽头是一扇木板门。此刻，幼小的我独自推开木板门，从东山墙根绕到房后。这里是一片菜地，生长着大葱、韭菜、小白菜、辣椒和茄子等各种时令蔬菜，正午热烈的阳光从湛蓝的天空倾泻而下，蔬菜们闪耀着翡翠般醒目的绿色。临近墙根有一条排水沟，沟边盛开着十几株艳粉色的罂粟花，另一处是十几株大红色的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