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天空飘起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操场上。待到晚上放学，我和张云玲、吴伟芝打扫完教室，天渐渐黑了，地上的雪已经半尺厚了。
冬季昼短夜长，我背着书包，独自走在河西主街上。自从我敢于一个人走路，我就逐渐喜欢上了一个人独行。积雪在棉鞋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山村里显得格外清晰。六角形的雪花落在棉帽和棉袄上，随后悄悄地消融。街道两旁的房屋静静地伫立，烟囱里冒出蓝白色的炊烟，飘进深色的天空里。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照在各家院落的雪地上。没有了白日的喧嚣，一切都是悄无声息的，好似一个北欧的童话故事里的世界。
我走到主街中部的岔口，沿着斜坡下去，继续向河东行进。路两侧的水田早已经结冰，落上了厚厚的一层雪，夜色中也是白茫茫一片。穿过冰封的河面，走进我家门前的小街，又行进几十步，就来到了院门前。院子里停了一辆自行车，车上也落满了雪，我知道又有客人来了。
我推开家门，看见炕沿边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个子不高，相貌敦厚。女的个子很高，很瘦，看上去身体不是太好。就在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年龄与我的弟弟相仿。这女孩长得好看，头发毛茸茸的，系着两条粉色的头绫子，皮肤粉白，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穿着粉红色带白花的棉袄，黑色带条纹的棉裤，脚上是条绒面的棉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也怯生生地望着我。
母亲见我回来，就指着我对女孩说：“雁儿，这是你三哥。”女孩就怯生生地叫道：“三哥。”我这才知道，母亲认了个干女儿，跟弟弟同岁，名字叫高鸿雁。
鸿雁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同行，在十五公里外的查家村小学当教师。我的父亲当年被调派到那所学校任过教，与他老早就认识。鸿雁的母亲是农民，身体总是病怏怏的。他们这次大老远赶来，并不单纯是为了让女儿认我的母亲做干妈，而是因为鸿雁生了一种怪病，听说我的母亲会给小孩看病，是来求医问诊的。
这女孩本来好好的，有一天突然就变了，时不时就突然惊慌失措，说身后有坏人在跟着她，显然是因为什么事情受到了惊吓，精神不太正常了。母亲听了，就在箱盖摆上水碗，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地请神。这套把戏是她跟赵姥爷学的。之后，她睁开眼睛说，神仙告诉她，查家村从前死过一个小女孩，死的时候与鸿雁一般大，有一天晚上，鸿雁自己去大门外小解，撞上了这个死鬼，死鬼就一直在纠缠她。母亲接着说：“那死鬼被神仙收走了，鸿雁的病这就好了。”鸿雁的父母屏气凝神地听完，这才长吁了口气。母亲又说：“这孩子命弱，认个干妈会好些。”于是，鸿雁就成了母亲的干女儿。
母亲还说：“鸿雁这名字太大了，这孩子承受不起，应该改个名字。”父亲听了，就取出那本清朝道光年间的卦书，算来算去说：“改叫红玉吧。”于是，鸿雁从此就变成了红玉。
我从头到尾听了，暗自不以为然。我倒觉得，红玉与其说是被小鬼缠身，倒不如说可能是被哪个坏人吓着了。有时候，人比鬼还可怕呢。但是不管怎样，红玉自从来过我家，病情真的渐渐就好了起来。
春节期间，红玉的父亲又带她来了。这次不是看病，而是专程看望干妈。她的父亲还说，我的母亲是红玉一辈子的干妈，从此以后，红玉每年都要来拜年。母亲没有亲生女儿，当初就因为渴望有个女儿，才接连生了我和弟弟，听了这话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个春节过得很开心，感觉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放了鞭炮。大年初一早晨，村里人都带着孩子挨家挨户拜年。大队还在河西主街的南端和北端各用松木杆制作了两个凯旋门，门上扎着翠绿的松树枝，门楣中间是伟人的画像，看起来很是气派。
我在街上遇到了刘家的二儿子刘志，他边走边嗑葵花籽，见了我，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送给我。我嗑了几颗，发现净是瘪的。他邀请我去他家玩，我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去了他家。他家也贴了春联，是他的父亲刘化青写的，用的是行书，不像我的父亲写的楷书一笔一划。他的父亲还特意去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整套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画像很大，高高地在东墙上贴了一整排。
发电厂下放户们的父亲，也都破天荒地回来过春节了。关老三告诉我说，张家、唐家、关家和韩家的四个父亲凑在张家喝酒，喝醉了就大声唱歌，唱着唱着，张家父亲张大桐就呜呜地哭了。关老三还瘪着嘴，学着他哭的样子给我看，很是鄙夷不屑。
我家前趟房，陶家老两口的儿子、儿媳，也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从外地回来。陶老头也是地主成分，儿子陶敬业和儿媳却是革命干部，已经好几年没回来看望他们了。陶家孙子放鞭炮引燃了仓房，陶老头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抢出两条冻猪肉，光脑壳被落下的火星烧了几个大水泡。
知识青年大部分也都回城探亲去了，河西最北头的青年点空空荡荡，只有三两个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知青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