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夜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早期革命斗争形式，在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为大别山区农村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那时候，信阳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妇救会等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移风易俗等运动。农民也能够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了。夜校教育人们移风易俗不收彩礼，“有房无房你也别提，搭个窝棚也将就地；有盖的没盖的你也别提，铺着毡子盖着席也将就地……”；教育人们放平心态不要攀比，“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汉……”。那时候庄户人家有几个能念书识字的？进夜校一不收费，二不耽误农活，三可以读书识字，农忙时三六九上学，冬春农闲时每晚都开课，农民都非常乐意，也都纷纷成为陈子美和陈易安兄妹俩的学生。
高怀英看着这个能文能武一心报国的男人，被他感动，终于放下心中的成见，璀璨如同朝阳的女孩就这样加入了陈子美的便衣队，也参与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两个人并肩扶持，一直到革命胜利，大别山薪火相传的佳话从来没有断过。
而二妹陈易安也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人曾成采。他曾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受教于校长陶行知，对于校长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传承这一思想。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并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助了各类新型学校。因信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并终生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求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列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到老，活到老。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陶行知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会大量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