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沿岸的农民并不能完全理解朝廷的做法，觉得朝廷的政策是把他们当猴耍。
大多数百姓都比较听话，朝廷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只要不公然对抗朝廷，就算被怎么压榨，还是有一丝生的希望。
这就是千年历史中，农民们在层层剥削压榨的情况下，得以一代又一代生存下来的秘诀。
对于农民们而言，你征税也罢，至少他们还可以农作，还可以期待秋收后，能存有余粮。
但这一次，问题来了，耕田都忙不过来，怎么还要去种树？到时候没有粮布钱上税可怎么办？
王家的政敌们便开始利用百姓的这种想法，让底层的百姓对朝廷的植树政令，有一定的抵抗性。因此，表面上大家都对政令口口声声维护，但在乡县并没有很好的落实。
植树造林政策的支持党和反对党，都有一种在剑拔弩张前的暗暗较量。
支持党里的也是鱼龙混杂。有的是真的相信植树可以改善环境、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有的则是无脑站边王家冲锋陷阵，王家指哪儿打哪儿；有的是想要浑水摸鱼，打着支持新政出台，从中谋取私利；还有一种是倒钩选手，表面上支持，等政令正式实施时便开始从中作梗，加以阻拦，破坏政策的顺利实施。
反对党的组成成分也很复杂。有的是天然杠精，杠就对了，他们的口头禅基本上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有的是质疑病十级患者，他们的口头禅通常是：“真的吗不我信”；有的是王家反对党，不管王家和其代表人说什么，他们只要反对就行；有的是忧国忧民型，担心新政不能让百姓吃饱肚子，劳民伤财；有的是维护现状型，生怕新政策会影响己方权势地位钱财。
还有一派叫做围观党，他们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说是自己没有看法主见，其实无论新政实施与否，对他们影响都不大。若支持党胜利，新政实施后若能捞到好处，则支持，反之，就会倒戈。或者直接揣摩圣上的态度，圣上支持与否他们都能找到各种理由附和或质疑反对，跟着最高领导人走。
实际上，反对的声音其实比支持的声音大。
毕竟，少有人能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只觉得吃饱饭才是第一要义，只觉得上完税后还能吃饱饭穿上衣才是第一要义。
王家和其支持者，也不是吃素的。
哪怕反对声音再大，随之而来的，是种树的农户可以有免税的优惠政策，自然反对的声音在民间也就小了，这个百年大计自然可以得以顺利实施。
当然，刚开始并不是所有黄河沿岸地区都要参与种树。为了防止不可控因素太多，就在金城、咸阳、洛阳、晋城、汴梁、濮阳、泰安、东营设立了重点试点地区。
一来，这些地区除了有不少政治盟友，可以减少不少阻碍；二来，确实也是黄河沿岸的城市，要在这些地方种植检验成效；第三点，这些地方都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地区，包容性强，劳动力也比较充足。
植树造林的政策还有一点补充，就是枣树、桑树，这类有经济效益的种类，优先种植。当然，除了桑树、枣树，还可酌情，根据当地实际土质情况、气候条件，劳动力情况，选择最适合栽种的树苗。
就比如桑树，它既耐寒又耐旱，还可以耐水耐湿。无论是温暖潮湿长江、珠江流域，还是云贵高原，又或者土地咸碱的大西北，它都能完美适应。从哈尔滨以南可以种到海南，东到黄河长江入海口，西到新、青、陕、甘、宁。
除此之外，桑树的根系发达，生长很快，树龄寿命也很长久，一般少说都能生长百年，更有甚者，居然可以成活上千年。
桑树这种植物就跟华夏这类人种一样，适应性太强了，生命力也很强，关键是，他们都很有用啊！还能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
下面的官吏都没想到，关于种树的新政，就跟农耕的政令一样，是一项需要重点实施的政策，但凡有一点懈怠或者破坏，违者轻则罚钱服劳役，重则流放三千里甚至斩首。
延续了千年的官僚制度，在这种时候，就充分发挥它的效用了，一条条关于种树的政令，确实能给你安排得面面俱到，连种类和大小都能写进律法里，这就是传统的儒、法、官僚主义完美结合的制度。
在后来，不仅在黄河流域，就连长江流域都开始进行植树造林的试点了。
在长江流域，虽然还有部分地区没有收复，但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巨型官僚机器，都觉得他们可以像秦始皇和他的蒙恬、王翦、李斯等一样，统一华夏，创下不世之功。
所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暂且先将农耕这类民生社稷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战略战术部署，以便将来收复之后的动作。
源于黎晓旭这个穿越者，对于后世“三北防护林”政策的理解，影响了整个大宋，居然真的从上到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林运动。
帝国的官僚制度体系这台机器的运转速度，果然是非同凡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