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即掌管奏事之权，广义即“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3国志》中，魏、蜀、吴3家的权臣，1旦染指中枢权力，必会加上“录尚书事”、“领尚书事”、“平尚书事”的头衔，代表着他们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这1头衔可以施加给诸多职务，比如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蒋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姜维、诸葛瞻以卫将军录尚书事；董允、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等等，并无定例。
（蒋琬）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蜀书蒋琬传》
（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蜀书姜维传》
（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姜）维。--《蜀书董允传-附传》
换言之，1个臣子只要掌管了“尚书事”，无论他居于何职，都等同于真正的宰相。
这里谈1谈录尚书事、领尚书事、平尚书事3者之间的关系。
“录尚书事”与“领尚书事”的含义完全相同。只不过西汉习惯于写作“领”、东汉习惯于写作“录”。
尚书有录名，盖自憙、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通典》
“平尚书事”的含义则相对复杂。
“平”的第1重含义是探讨斟酌。即收集上奏文书，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
平即评，属于两汉职官中常见的前后缀。比如廷尉下属的副官“廷尉平”，便有类似职能。
注：廷尉下属副官为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
“平”的第2重含义是代理。如果“录（领）尚书事”的权臣不在朝中，便由“平尚书事”的人员代替其执掌朝政。
注：见黄惠贤《蜀汉尚书台之归纳与评议》。
举例而论，蜀汉延熙7年（244），大将军费祎前往骆谷迎击曹爽，镇南将军马忠则前往成都“平尚书事”。
7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马）忠成都，平尚书事。--《蜀书马忠传》
由于当时费祎与姜维“共录尚书事”（见前文注引《姜维传》），因此在费祎等人不在朝中的时候，身在成都“平尚书事”的马忠，便充当了代理宰相。
蜀景耀4年（261）卫将军诸葛瞻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平尚书事”，而大将军姜维则“录尚书事”。
景耀4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诸葛亮传-附传》
有趣的是，“录尚书事”的姜维当时正在沓中屯田避祸，不敢返回成都；因此“平尚书事”的诸葛瞻与董厥，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从这个角度看，权臣即使加了“录尚书事”的头衔，也必须呆在朝中才能执行“录尚书事”的职能。1旦离开国都，其头衔所附带的权力也便随之废止。
不难看出，尚书机构的“内朝”色彩相当明显，他们必须呆在中枢，才能发挥作用。
咱们再来谈1谈秘书、中书和尚书这3个书的关系和矛盾。
“秘书”最初指宫廷秘藏图书，它在《汉书》中常与5经、谶纬、图籍等词汇连缀使用。
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5经》秘书。--《汉书刘向传》
秘书1职，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大约在东汉末期出现。
这1机构最初负责“典司经籍”（见《通典》），后来逐渐成为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与“尚书”的出现、发展过程类似。
秘书机构，在曹丕执政时期（220-226）被改称为“中书”，由当时两位得宠的秘书郎刘放、孙资出任秘书监、秘书令。
魏国既建，（刘）放、（孙）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刘放与孙资“久专权宠，遂掌机密”，显赫于魏文、魏明两朝，还在曹叡病重时篡改遗诏，乃至“执帝手强作之”。权势之重，隐隐已经超过了尚书令。
（刘）放曰：“宜为手诏。”（明）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汉晋春秋》
在秘书（中书）系统出现之后，曹魏尚书令的重要性便呈现出下降趋势。
早期的尚书令荀彧、荀攸等人具备较大的权势与影响力，荀彧甚至可以干预曹操僭号魏公的计划。
（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魏书荀彧传》
之后的尚书令华歆则近乎于曹氏鹰犬，甚至需要参与谋害伏皇后来谄媚曹操。
（曹操）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伏）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后汉书皇后纪》
曹丕时期的尚书令桓阶、陈群、徐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