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虽然仍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权势却已经遭到秘书（中书）机构的分割。
曹叡时期的尚书令陈矫、裴潜等人，不仅没有专断之权，反而更类似年高德劭的耆老勋贵（2人皆是建安时代便追随曹操的旧人），已经与东汉的3公十分相似，近乎于荣衔。
到了曹芳时期，尚书令司马孚被3位年轻尚书架空，乃至朝中流传歌谣，称“台中有3狗”。3狗，指何晏、丁谧、邓飏，至于尚书令司马孚则遭到忽视。
故于时谤书，谓“（尚书）台中有3狗，2狗崖柴不可当，1狗凭默（指曹爽）作疽囊。”3狗，谓何、邓、丁也。--《魏略》
概而论之，在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之后，中书监、中书令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尚书令的权力，成为制衡尚书台的组织。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
西汉时3公权势过重，有封驳谏诤之权，几乎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因此汉武帝强化尚书权力以削弱3公。
魏晋时尚书权力过重，“总领纲纪，无所不统”，权势甚至过于昔日3公，因此曹丕、曹叡强化秘书（中书）以削弱尚书。
历史的诡异之处恰在于此。
宗法专制社会中，君主为了削弱旧机构的权力，往往会设立1个全新机构。然而在旧机构瓦解之后，新机构又难免出现权力扩张，成为下1轮的打击对象。
尚书台的诞生、发展与变迁，反映出宗法社会中、机构权力无限扩张的痼疾。
为了限制旧有机构的权力扩张，便需要增设新的机构，但新的机构又必然会走向相同结果，陷入无限轮回的怪圈。
它同时会产生另1个问题，即冗官冗员。
因为旧有机构不可能被完全取缔，比如尚书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后，3公9卿依然存在；中书令成为宰相之后，尚书台也未见撤销。
隋唐时期，尚书机构、中书机构、侍中机构分别演化为尚书、中书、门下3省，试图通过分割权力达到制衡目的。
这1举措虽然短期内稍有成效，然而后世朝代“架空旧职，增设新职”的浪潮却未见缓解。
比如两汉之际的3公在隋唐之后已经成为荣誉性质的加衔；光禄大夫1职，在王邋遢…不不不，王荆公元丰改制后，甚至沦为散官的品级序列标志，也就是寄禄官。
以“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等形式出现，与最初的职事彻底分离。
借用阎步克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的理念来说，这1现象便是职位与品位的转化。即当局经常把职位当品位来使用，从而造成职事官的品位化。
旧的“职事官”不断沦为品位头衔，新的“差遣官”因此层出不穷，它们随着时间流逝，又成为后世的品位头衔，走向新1轮循环。
两宋的冗官，1部分锅可以甩给千年前的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