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国的严畯；广陵的陈矫、步骘、卫旌；9江的刘晔、鲁肃；琅琊国的诸葛瑾等人，均是彼时大儒。
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3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吴书严畯传》
（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韦曜《吴书》
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
经学，即儒教经典学说。
今文经与谶纬等“内学”联系紧密，讲究天人感应，往往将人事变动、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
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与谶纬联系较少。
注意：谶即预言，纬即对儒教经典的附会。
东汉光武帝、位面之子刘秀迷信谶纬，称之为内学。
今文经盛行于西汉，东汉时代逐渐式微，地位被古文经取代，直到汉末马融、郑玄等人“兼采今古”，2者之争才渐告平息。
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即将被玄学所替代。
注意：江北与江南的学风差异，此事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王永平《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而赵旻要做的，是以儒家子学，替代没落的经学。
赵旻清楚，所谓魏晋风骨，实则是放特娘的狗屁！
虽然前文已描述不下十次，但此处云某仍不得不老调重弹。
“客”是1个特殊阶层，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宗族、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对族里而言，外姓是客；
对乡里而言，外乡是客。
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体属性，与其前缀有关。
“宾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
“上客”通常拥有1定的资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礼宾。
“谈客”利用口舌才华，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
“奴客”则更加宽泛，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复客”乃至“盗贼”等名称，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奴”。
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1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奴婢5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56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1文中有过详述。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28法则）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1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1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