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典型的案例便是：
其人本传对董昭“去袁归曹”的细节语焉不详。
哈哈，陈寿先生真是草蛇灰线的宗师！
虽然《昭传》讳称传主脱离袁绍，乃是因为“受谗致罪”，但从董昭兄弟彼时的交往对象（张邈）推断，此言又似有隐喻。
张邈既是兖州之乱的祸首，那么董昭改换门庭，当与此相关。
（张）邈与（袁）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于（董）昭。--《魏书董昭传》
另外从董昭归曹（西历196年）之后的职官待遇来看，他长期被归入汉臣之列；
真正进入司空幕府，已经晚在建安十2年（207）。
可知董昭在曹操集团中长期不受信任，属于被待以客卿之礼的外来人士。
有鉴于此，董昭在建安中后期不顾廉耻，屡次向曹操进献篡汉之计，乃至被时论视作“佞人”，或许亦是自保图存之策。
（苏则）曰：“苏则之膝，非佞人（董昭）之枕也。”--《魏书董昭传》
按《昭传》，传主兖州籍贯，举孝廉出身，历仕诸县；群雄割据后，遂为袁绍参军。
东汉士人出仕，1般先为郡县吏，再举孝廉、茂才，之后出为县令、县长，这种仕宦路径被称作“正途”。
由此可知，董昭家族在兖州地方当属大姓豪右，也就是郡望。
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也。举孝廉，除癭陶长、柏人令。--《魏书董昭传》
按《后汉书贾琮传》，黄巾之乱后，河北“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因此朝廷“更选清能吏”，以贾琮为冀州刺史。
冀州地方的赃官恶吏闻风弃官，“惟癭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
注意：癭陶县属巨鹿郡，属冀州刺史部。
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更选清能吏，乃以（贾）琮为冀州刺史……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赃）过者，望风解印绶去，惟癭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贾）琮，于是（冀）州界翕然。--《后汉书贾琮传》
贾琮整治冀州吏治，奸宄逃窜，董昭却可以“当官待琮”，明显是有恃无恐。
这恐怕并非董昭居官时两袖清风，毫无把柄，而是另有原因。
览查相关史料，可知贾琮是“东郡聊城人，举孝廉，再迁为京（县）令”，与董昭“济阴定陶人，举孝廉，除癭陶长、柏人令”的仕宦履历几乎毫无2致。
更重要的是，东郡、济阴皆属兖州，可知贾、董2人不仅同在冀州为官，且同为兖州出身，自然需要相互提携庇护。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令，有政理迹。--《后汉书贾琮传》
当然，董昭的有恃无恐亦侧面反映出其家世地位，唯有显赫的豪右之门，才会由此底气。
有鉴于此，袁绍入主冀州之后，旋召董昭入府，使之参与军政。
（董昭）举孝廉，除癭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魏书董昭传》
董昭在袁绍集团中的事迹记载相对有限，但有限的记载，亦反映出他在袁氏集团中具备极高的政治地位。
（1）镇抚巨鹿
初平2年（191），袁绍“逆（击）公孙瓒于界桥”，而巨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即地方大姓）“以瓒兵强，皆欲属瓒”。
董昭临危受命，入主巨鹿，周旋往来，诛杀不从“，“1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
绍逆公孙瓒于界桥，钜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公孙）瓒兵强，皆欲属瓒。绍闻之，使（董）昭领钜鹿……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1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魏书董昭传》
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后汉书袁绍传》
需要注意，按《司马朗传》，李邵不仅是钜鹿太守，还曾做过1任冀州刺史。
依时间线索，李邵主政冀州，当在贾琮之后，袁绍之前。
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险，欲徙居温（县）。--《魏书司马朗传》
董昭仕宦冀州，官不过癭陶县长（属巨鹿郡），凭此身份便能镇抚1郡，乃至前任州刺史、郡太守“皆惶恐”，充分反映出此人的凌厉手腕与卓越才干。
有赖于此，董昭在袁绍幕府迅速崭露头角，很快再受重用。
（2）镇抚魏郡
初平4年（193），魏郡兵勾结黑山贼杀害魏郡太守栗成（《英雄记》作栗成、《董昭传》作栗攀），“郡界大乱，贼以万数”。
这便是袁绍的“邺城之乱”！
董昭再度临危受命，出镇魏郡，“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
按其卒年推断，董昭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