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1观点存在明确的史料支撑。
从《蜀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诸葛亮入川之后长期处于1个矛盾局面中：
即其虽待遇优渥，职位尊崇，但难以参与核心决策，甚至是被刻意排除在决策圈层之外。
以史料而论，自建安十6年（211）刘备入川至其称帝（221）为止的十年时间，诸葛亮的相关记载寥寥无几。
除了参与制定《蜀科》之外（见《伊籍传》），其人最常被提及的事务便是“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蜀书诸葛亮传》
镇守后方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但结合“益州险塞”的地缘环境以及成都的地理位置来看，彼时的成都并不处在4战之地，防守的压力相对较小。
刘备将诸葛亮留在后方，难免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另外1个问题，就是诸葛亮镇守成都，便意味着刘备在前线远征。
而刘备远征之际，身边的心腹爱将皆是法正、黄忠等新贵，诸葛亮竟无法涉足其中。
按史料描述推断，诸葛亮对这种尴尬境遇明显存在不满情绪。
比如建安2十4年（219）的汉中之战，在前线物资吃紧的时候，诸葛亮竟在后方与杨洪商议此次战争的必要性。
彼时，杨洪激动地表示“无汉中则无蜀”、“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从杨洪“发兵何疑”的答复中，不难看出诸葛亮对发兵汉中持抵触态度。
即其人对刘备的决策存在抵触态度。
如果说诸葛亮认识不到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诸葛亮对自己长期退居2线的境遇有所不满。
尤其是考虑到此次战役中法正大放异彩，1时间风头无2，这无疑更会令诸葛亮感到不平。
陈寿认为法正与诸葛亮“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可见2人存在竞争关系。
法正得志，愈加反衬出诸葛亮的失意。
不过诸葛亮也并非全无动作，比如他趁着法正远征汉中之际，表举杨洪担任蜀郡太守，顶替了法正的职务。
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蜀书法正传》
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诸葛）亮于是表（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蜀书杨洪传》
实际在刘备入川至称帝的十年时间中（211-221），诸葛亮长期处在“地位尊崇，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尤其难以染指兵权。
而在军事事务之外，刘备对诸葛亮的态度虽是“敬信”，但也并非言听计从。
先主既敬信（诸葛）亮，加察（彭）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蜀书彭羕传》
举例而论，诸葛亮攻讦政敌彭羕的建议，便被刘备顺利采纳（见《彭羕传》）；
但同样作为诸葛亮政敌的法正，由于得到刘备的“爱信”，便毫发无损。
诸葛亮甚至悻悻地表示“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法孝直为之（指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蜀书法正传》
学者宋杰认为诸葛亮如此行事，1方面属于审时度势、看人下菜碟；
另1方面也佐证了其地位的下降。
君臣关系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如鱼得水，因此无法畅所欲言。
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也表明他们的君臣关系虽然依旧融洽，但已不是像起初那样如鱼得水。--《从军府到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造成这1情况的元凶，固然是刘备被诸葛亮的猜忌，但不可否认的1点是：
刘备极为宠信法正，而法正的能力也不逊于诸葛亮。
换言之，刘备更信任因流寓在外、不得不依附自己，故而忠诚度、专1度更高的法正！
何况法正也对得起刘帮主的信任。
因为法正之能，决不在诸葛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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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透1下：庞德要开无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