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发泄出来。我一早醒来就有些闹肚子，连摔带吓一紧张，只觉得一股热流冲出肛门流进了衬裤里。潘卫革吼够了，掰正自行车把，气哼哼地走了。我急忙躲进草丛里脱掉裤子，沮丧地用衬裤擦干净屁股，扔掉衬裤，穿上外裤。刚整理完毕，吴学增老师骑着车子从后来赶来。吴老师这学期刚刚调入乡中学任教，教我们初三年级平面几何，每天也是骑车上下班。他见我在调整撞歪了的车把，就问我怎么了。我把刚才跟原公社党委书记撞车，被骂了的事简单告诉给他，隐瞒了大便失禁的情节。他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就骂道：“这个死老头子！”安慰我几句，与我一起继续前行。
吴学增老师是吴学胜的堂哥，两人虽为本家兄弟，品行却是天地之差。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当年考县城里的中学时，成绩差了几分。父亲帮他找了中学校长，他才得以入学。此后这么多年，他始终感念这个恩情，时刻对父亲毕恭毕敬。他性格沉稳，不苟言笑，工作积极认真，从没有过违反师德言行。而他的堂弟却完全相反，表面看上去像个老实人，做起事来却胆大包天。有一年秋天，学校试验田的黄豆获得丰收。周末，我在学校玩，他竟然把我的书包要过去，把书本文具都倒了出来，装了满满一书包黄豆，要我去村头炸麻花的人家换麻花，拿回来跟他分赃。去年底，他又闹出那么一档子事，差点被大哥拿菜刀砍了。可见这个人问题很大，是贪财好色的主。当初不知是谁，竟然让他当上了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
撞车事件，除了吴老师外无人知道。此后也一直没有人问过我，可见吴老师的嘴很严，始终为我保守秘密。潘卫革的小儿子潘献刚是我的同班同学，从他对我的表现看，他也始终不知道此事，可见潘卫革的嘴巴也很严，回家什么都没有讲。
上学期，弟弟洪家梁和小堂妹洪家燕一起小学毕业，这学期升入大庙子乡中学，成了初一年级的学生。母亲和婶子鉴于他们俩年龄尚幼，让他们暂时全都在校寄宿。弟弟自小受到我的正面影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小堂妹的父母智商都高，遗传给了她，学习成绩也很好。洪家三个孩子纷纷升入初中，学习成绩又都很好，村里人既羡慕又嫉妒。弟弟和小堂妹上小学时，每次考试排在前面，就有人说三道四，认为当校长的父亲和当教师的大哥做了手脚，现在一起考上了初中，用实力堵上了那些人的嘴巴。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户户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弟弟寄宿学校，已经不再交玉米碴子，交的全都是大米了。每个月我都用自行车驮了给他，他再交给学校宿舍的食堂管理员。管理员仍然是李长山和陈学民两位老师。李长山仍旧未婚，独自住在伙房里面的单间里。墙边放有一只画架，上面是一幅刚画完的半身人物素描。画中人是一个梳着两条短辫，穿着小翻领上衣的女青年，看起来很土气。他的审美停留在了七十年代。那时候，他还是东宁师专的学生。我深度怀疑画中的女子，是他当年的一个女同学。
弟弟告诉我，现在，社会上的小流氓已经不来宿舍骚扰他们，他们的日子好过了许多。这让我回忆起我在初一那年冬天住校时发生的一幕。有一天晚上，我在教来自西岔村的同学刘庆文画水彩画。他和我一样喜欢绘画，但没有我画得好，就死活要拜我为师。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从此不再叫我的大名，言必称师父，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我们俩正在专心地绘画，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初三年级的李东兴带着两个小痞子，手执木棒冲了进来，大吼一声：“谁叫刘恩文？！”吓得刘庆文慌忙捂着脑袋叫道：“我不叫刘恩文，我叫刘庆文！”一伙人随后跳到炕上，把坐在窗边的歪脖子刘恩文痛打了一顿，打得他哭爹喊娘哇哇直叫。随后，那伙人风一样“嗖”地跑掉了。
去年夏天，打人的李东兴考上了重点高中，到县城里上学去了。当年，我们校只有两名学生考上了重点高中，他便是其中一个。李东兴家在五道沟村。吕永非告诉我说，李东兴的母亲是精神病患者，一犯病就殴打李东兴和他的弟弟。这家伙打人时，怒目圆睁，龇牙咧嘴，大吼大叫，像一条发了疯的狗，其暴力倾向或许与此有关。他这样歇斯底里地殴打他人，假如遇到今年的严打，不知道会不会被抓进去。
又一个秋天到来。国庆节一过，仿佛一夜之间，山上的树叶变得五颜六色，色彩斑斓。红的像火一样红，黄的像金子一样黄，绿的像翡翠一样绿，在蓝天和白云的映衬下，美不胜收。路边的稻田和玉米地里，庄稼开始成熟，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金色，散发着金秋特有的味道。
放学后，我和顾富波骑着自行车边走边玩，一会去路边摘几只元枣子，即野生猕猴桃，一会下深沟摘几串野葡萄。一只花栗鼠从树上蹿下来，歪着头看了看我们，迅速跑进附近的草丛中。长白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中，满是这样的珍奇野果和小动物，丰富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清晨，路面落满了清霜。我和顾富波骑着车子从油芦沟岭往下飞奔。经过一个弯道时，看见路上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