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我即将回校读初三，一场全国范围的严打拉开序幕。
九月一日开学那天，我到了学校才发现，又有好多同学辍学了。初二时的两个班，现在合并成一个班，新加入了几个复读生，有的已经复读两三年，在我的眼里，长得都像大老爷们和大老娘们一样了。尤其是四道沟村的仇金英，她的神情体态，以及穿着打扮，怎么看都像刚结婚的小媳妇。她迈进教室，歪着头，抿着嘴，微笑着向坐在我身后的金万顺打招呼时，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太平村当年升入初中的十二个女生，每年都有悄无声息地辍学的，如今只剩下我、顾富波、毛晓红和洪家娟四个人。毛晓红和洪家娟也有些心不在焉，随时都有放弃学业的可能。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在整个暑假都在心心念念的王淑艳，竟然也没来上学。我不知道她是因为成绩不好放弃了学业，还是被他们村那个叫侯五的小混混强行占有了。想问问张宏杰，却始终张不开口。我一连郁闷好多天，最后决定化悲痛为力量，把全部心思放到学习上，奋力夺回初二下学期失掉的年级第一名。
九月中旬的一天，广播、报纸和电视传来沈阳二王在江西省被击毙的消息。严打逐渐从城市推进到乡村，进入轰轰烈烈的状态。一些罪大恶极的流氓团伙，纷纷被法办，小打小闹的团伙，也不再敢招摇过市。社会治安有了一定好转，小流氓们不再到校园和宿舍欺负学生了。中午放学时，几辆军车从县里开来，车厢里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帽子上的五角星刚刚换成国徽，由内卫部队变成了武装警察，押着站在车厢两边，低着头，脖子上挂着牌子的罪犯。牌子上有的写着杀人犯，有的写着强奸犯，有的写着盗窃犯，还有个别的，写着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有一个女犯人，牌子上竟然写着流氓犯。吕永非告诉我说，这个女青年跟十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回可能要枪毙了。车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中央关于严厉打击社会治安犯罪的通知，车上还有人往下面抛撒花花绿绿的宣传单，整个气愤营造得非常有震慑力。
县城里李家大姐的大儿子百军出事了。他晚上喝完酒，骑着自行车回家，在巷子里迎面遇到一个女青年，就停下车子跟人家搭讪。女青年吓跑了，到派出所报了案。警察把醉醺醺的百军拘留了。女青年说百军拉住她的挎包不放。百军说他没有拉，是挎包被车把挂住了。两人各执一词。李家大姐和姐夫跑到太平村找我的伯父，他们知道伯父的小连襟侯杰当了好多年县公安局副局长，刚刚退休不久。大伯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认识，不知道该怎么帮忙。于是，父亲就带着李家大姐和姐夫去县城找他的侯杰姐夫，请他帮忙通融。即便如此，百军还是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李家大姐嚎啕大哭。她平时最溺爱这个儿子，如今终于惹出了祸端。她一边哭，一边骂道：“真是兔子不长尾巴——随根啊！”她指的是大姐夫李贵年轻时，曾经把供销社的同事，一个大姑娘搞怀孕了，现在他的儿子又犯了流氓罪。
谁知没过多久，李家大姐的二女婿，也就是百霞的丈夫金宝贵，也被抓了起来，罪名是盗窃单位财物，判了有期徒刑五年。百霞虽然长得漂亮，但小时候瞎了一只眼睛，到了该嫁人的年龄，就只好嫁给了平时就品行不端的金宝贵。这次李家大姐没有哭，盘腿坐在炕上长长叹了一口气，对站在地上抱着孩子的百霞说：“你要是不想等他，就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来吧。”
严打打进去的不止年轻人，县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高世林也被抓了。他是我叔叔的朋友，罪名是强奸妇女。他驾车在山间公路上行驶，遇见一个独自行走的年轻妇女招手搭车。他见女子长相俊俏，就起了色心，在驾驶室里把人家强暴了。那女子告发了他，公安机关审问时，他又招出了另外一起强奸案，受害人竟然是毛见芬，而且不止一次。毛见芬是毛家五奶的二女儿，也就是毛见枝的妹妹，毛见菊、毛见俊和毛见月的二姐，是五姐妹里长得最水嫩的。怪不得毛见芬几年前，突然之间就从村里消失了。这些年，村里凡是出了事的姑娘，全都是不声不响地一走了之。
街边房屋的墙上贴着法院布告，十几个犯人的名字，有一半打了大红叉。我指着布告警告吕永非：“你以后再不要偷豆饼，也不要再欺负同学了！”
严打的同时，清理三种人也在开展。原公社党委书记潘卫革是文革期间上来的，这次被撤了职，安排到太平村村南五凤楼沟口的种畜场工作。我和顾富波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他。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从乡里过来上班。他仍旧带着当书记时的一脸严肃，见了我们从不看我们，更不会打招呼。这段时间，养路段工人在养护公路，路面上新铺了石子和黄沙，自行车压上去很不舒服，我和顾富波只好沿着路边没有沙石的地方走。今天早晨，顾富波又逃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上学路上。这时候，潘卫革骑着车子从迎面驶来。我们都拣没有沙石的地方走，到了近前，一时向住，“咣”地撞在了一起。我把他撞倒在路边的排洪沟里，老家伙爬起来勃然大怒，冲我一顿大吼大叫，仿佛要把被撤职的愤怒